的人都是敌人，你听见他们的言论吗？党并没有必要向我们每一个人报告--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既然这样要求，那就应当签名。quot;

    还有一个正统派悄悄凑近来说：

    quot;我签名咬出了三十五个人，所有的熟人都咬出来了。我也劝你：尽可能多说出一些姓名，尽可能多拉一些人进来！那时就会明白，这是瞎扯淡，就会把大家放了。quot;

    这正中机关的下怀！正统派的自觉性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目的自然地合拍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正需要这把姓名的折扇，正需要姓名的这种扩大再生产。这也正是他们工作质量的标志和抛出新套索用的木橛。quot;同谋！同谋！思想一致的同伙！quot;--硬逼着每一个人交代。（据说，P?拉洛夫交代说红衣主教黎塞留是他的同谋，把他写入了笔录--一直到一九五六年恢复名誉时的那一次审讯，谁也没有感到奇怪。）

    正好说到了正统派就再说一点。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大部分掌权的党员，直到自己被捕入狱的前一刊，还在毫无怜悯地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把任何一个昨日的朋友或战友交出去受惩办。而且今天头顶带上了受难者光环的所有大布尔什维克，都已经充当过杀害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刽子手（在此以前他们都曾是杀害非党人士的刽子手，这就不用说了）。也许正是需要一个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们神气活现地标榜的世界观原来多么不值钱。他们依仗这种世界观把俄国搞得底朝天，摧毁它的基石，践踏它的圣物，而在他们所搞乱的俄国，他们自己却从未受到过这种惩办的威胁。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间布尔什维克手下的牺牲品，从来没有像那些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自己挨整时表现得那么渺小。如果详细考察一九三六--三八年抓捕的历史，那末令人厌恶的主要不是斯大林及其帮手，而是那些既屈辱又丑恶的受审人--他们在丧失了先前的高傲和坚决性后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卑贱实在令人作呕。

    ……那该怎么办呢？你--一个触肤知痛的、柔弱的、眷恋亲人的、毫无准备的人，怎样才能顶得住？

    要能够强于侦查员和整个这种圈套需要什么呢？

    应该在走进监狱时把留在身后的温暖生活置之度外。在牢门口就应当对自己说：生命已经完结，稍稍早了一点，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永远也不会重获自由，我已注定灭亡--现在或者略迟一些，但迟些将更难受，还是早一些好。财产我再也没有。亲人们对我说来已经死了--我对于他们说来也已经死了。我的肉体从今天起对我已经无用，非我所有。只有我的精神和我的良心依然是我所珍惜和尊重的。

    在这样的囚犯面前--侦查机关将会发抖；

    只有割断一切尘念的人才会取得胜利！

    但怎样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石头呢？

    例如，别尔佳耶夫小组里有的人被变成了审判庭上的傀儡，而拿他本人却没有办法。本想把他拉进这一场审判，两次逮捕，曾带到（一九二二年）捷尔任斯基那里去进行夜间审讯，加米涅夫也坐在那里（可见他也不嫌弃通过契卡来进行思想斗争）。但别尔佳耶夫没有卑躬屈膝，没有央告，而是坚定地阐述了作为他不接受俄国现政权的根据的那些宗教和道德原则，结果，他们不仅认为让他出庭没有好处，而且把他释放了。人竟出了观点！

    ;可别说是过去的，他是现在的！不错，我有福气接待了他，quot;quot;好，那他以后从莫斯科出来到谁那里去了？quot;quot;我知道，就是不说！quot;（大主教通过教徒的关系逃到了芬兰）侦查员换了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在老太婆的脸前晃拳头，而她对他们说：quot;你们拿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