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几百万人给干掉了，却没有应负罪责的人。谁只要吭一声；quot;可是那些……quot;--四面八方就会向他发出责备的、起初还是友好的声音：quot;您怎么啦，同志！为什么要去触动旧伤痕呢？！quot;（甚至对《伊凡?杰尼索维奇》，退休的蓝箍帽们也正是以此为理由加以反对：为什么要去触痛那些蹲过劳改营的人的伤处呢？应当爱护他们呀！）随后棍子就上来了：quot;嗤，没有整够的！给你们恢复名誉过头了！quot;

    在西德，截至一九六六年，已经判处了八万六千名纳粹罪犯--我们气急败坏，我们不吝惜报纸篇幅和广播时间，我们下班后还留下来开大会和举手表决：quot;太少啦！八万六千--太少啦，二十年--也太少啦！接着干！quot;

    而在我们这里判处了（据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所述）--将近三十人。

    在奥德河和莱茵河彼岸发生的事情--我们心急火燎。而在莫斯科郊区和索契附近的绿围墙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杀死我们丈夫和父亲的人正坐着汽车在我们街上经过，而我们还给他们让路，这种事情，我们既不心急，也不火燎，我们无动于衷，不要quot;翻旧帐quot;嘛。

    然而，如果把八万六千个西德人按比例折合成我国的人数，应当是二十五万人！

    可是，在四分之一世纪里，我们没有找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个传到法院去，我们怕触痛他们的伤处。作为他们的象征，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三号住着洋洋自得的、头脑僵化的、什么也没有想通的、浑身浸透着我们鲜血的莫洛托夫，他气度高贵地走过人行道，坐上又长又宽的小汽车。

    不是我们当代人所能猜出的谜是：惩罚自己的恶人的机会为了什么给予了德国，而俄国却未能得到？如果我们永无清除在我们体内腐烂的秽物之日，那末我们将面临一条怎样的绝路？俄国将给世界做出什么样子？

    在德国的法庭上时而出现一种奇绝的现象：被告双手抱头，放弃辩护，不再向法庭提出任何要求。他说，在他面前重新展示出来的他犯下的桩桩罪行，使他充满厌恶，他不愿再活下去了。

    这就是审判的最高成就：邪恶受到如此深重的谴责，连罪犯都避之不及了。

    一个从法官席上八万六千次谴责了邪恶（在著作中和青年人中间也进行了不留余地的谴责）的国家--便能够一年一年地、一步一步地摆脱邪恶。

    那我们怎么办呢？……将来我们的后代会把我们这几代人称作窝囊废的几代：我们先是乖乖地让人家成百万地毒打，然后我们又关切地照料杀人犯过一个平安的晚年。

    如果俄罗斯伟大的忏悔传统他们根本不懂而且觉得可笑，那怎么办呢？如果他们对于承受他们给别人所造成的痛苦的百分之一都怀着动物的恐惧，而这种心理又压倒了他们身上任何公正倾向时，那又怎么办呢？如果他们死死抱住用死难者的鲜血培育出的利益的果实不放呢？

    不言而喻，那些即便是在三七年摇绞肉机把手的人，现在都已不年轻了，他们都是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了，他们丰衣足食、舒舒服服地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好时光--因此任何同等的还报都为时已晚，都已经不能对他们实行了。

    就让我们宽大为怀吧，我们不枪毙他们，不灌他们盐水，不把臭虫撒在他们身上，不上勒口做quot;燕子飞quot;，不让一星期站着不睡觉，不用皮靴踢他们，不用橡皮棍打他们，不用铁环箍脑瓜，不把他们塞进监室像行李那样撂起来--不做他们做过的任何事！然而，在我们的国家面前，在我们的子女面前，我们必须把他们统统找出来，统统加以审判！审判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罪行。要设法做到使他们每一个人至少大声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