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为情地把言过其实的国内不良状况归咎于政府。

    滥用雄辩术这是坏事。但对于滥用木公开审理又能用什么话来形容呢？阳思妥耶夫斯基向往的是这样一种法院，在那里，检察官应当说出为了替被告进行辩护所需要说的一切。这我们还需要等待多少世纪呢？暂时，我们的社会经验告诉我们的是存在着数不清的这样一类的辩护律师，他们干的是向被告提出指控（quot;作为一个正直的苏联人，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我在分析这些罪恶行为时不能不感到厌恶……quot;）。

    在不公开的法庭上多么好呀！不需要穿法官的长袍，还可以把袖子卷起来。工作起来多么轻松呀！没有麦克风，没有记者，也没有听众（不，为什么没有，有是有的，但那是侦查员们）。例如，在列宁格勒省法院，他们白天去听审案，看看他们的侦查对象的表现，然后在夜里到监狱里去拜访那些应当教训一下的人。

    我们的政治法院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工作中的确定性。就是说它的判决是预先决定的。

    还是那本《从监狱到……》对书籍硬塞给我们的资料：预先决定判决的做法，是早就有的事情，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法院的判决就已受着统一的行政和经济方面的考虑的调节。从一九二四年起，由于国内存在失业现象，法院减少了居家劳改的判决数量，而增加了短期监禁的判决（指的当然是日常生活犯）。因此就发生了监狱挤满短期服刑犯（六个月以下的）和没有充分利用他们在劳改营工作的情形。一九二九年初，苏联司法人民委员部以第五号通令指责了判处短期服刑的做法，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十月革命十二周年前夕及转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刻）的决定干脆禁止判处一年以下的刑期！

    审判员事先知道或者是关于他办的具体案子，或者是按照上级指示总的精神要求他怎样判决。（须知审判员房里一般还是装着电话的呀！）有时甚至照特别庭的做法，把所有的判决都事先打印好，以后只用手填上姓名。如果有个斯特拉霍维奇在审判庭上惊叫起来：quot;我怎么能被伊格纳托夫斯基收买呀，那时我才刚满十岁！quot;那时审判长（列宁格勒军区军事法庭，一九四二年）只需吆喝一声：quot;不准诽谤苏联的侦察机关！quot;一切早都决定好了：整个伊格纳托夫斯基集团统统枪决。只是有一个和这个集团沾一点边的利波夫；集团里的人谁都不知道他，他也谁都不知道。好吧，那就给利波夫十年算了。

    预先决定判决一它使审判员的艰难生活变得多么轻松呀！甚至与其说是脑子的轻松不用思考，不如说是道义上的轻松：它使你解除了担心在判决上出错而使自己的子女成为孤儿的苦恼。甚至像乌尔里赫那样穷凶极恶的审判员-一哪一项大规模枪决的判决不是他嘴里宣布的？预先决定判决的做法也使他变温和了。例如，在一九四五年，军事审判庭审理quot;爱沙尼亚分立主义者quot;的案件。当审判长的是矮小结实、和和气气的乌尔里赫。他不仅不放过与同事开玩笑的机会，而且不放过同犯人开玩笑的机会（这不就是人情味嘛！新的特点。哪里见过？）。他得知苏济是个律师，便微笑着对他说：quot;瞧，您的职业对您有用了！quot;是呀，他们之间有什么可争论的？干吗要发火？审判依照令人惬意的程序进行：坐在审判员席上可以抽烟，有愉快的时间-一美好的午间休息。到傍晚该去合议了。谁在夜里评议呀？让犯人们在桌旁坐一宵，而自己便各自回家。早晨来上班，一个个神清气爽，脸刮得干干净净的，上午九时整：quot;起立，现在开庭！quot;-一犯人各得一张quot;十元券quot;。

    如果有人责备说，特别庭至少不虚伪，而这里却假仁假义-一装样子在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