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马也是这样赶路的，用不着皮鞭和缓绳的催促）。有时候我竟忘了朝那座下四方上八角的教堂建筑看一眼。它孤零零地矗立在四方形大院的正中。它的窗外的quot;宠口quot;跟监狱主楼的不一样，不是用工业方法制作的，不是使用加了钢筋的玻璃，而是用灰暗的半朽烂的板条钉成的，它们标志着这座建筑物的次等地位。这地方是专为新判犯人准备的所谓布蒂尔卡的内部递解站。

    记得在一九四五年，我曾在那里迈出了我一生中的一个重大的步骤：特别庭判决以后，他们把我们带进了教堂（正是时候！能祷告一下也不错）。我们被领上二楼（三楼也被分隔成监室），从八角形的前庭把我们分别塞进不同的监室。我进了东南监室。

    这是一间宽敞的四方形监室，当时里面关了二百人。也跟别处一样，板铺（那里是单层的）上面、板铺下面、以及干脆在过道里、花砖地上，都睡着人。不仅窗户外边的quot;宠口quot;是次等的，这里的一切待遇都好像不是为布蒂尔卡的亲生儿子，而是为它的晚子规定的。对这一堆蠕动的生物，既不给书籍，也不给棋类；铝制的饭钵和残破的木勺每次吃光饭以后都要收走，因为担心在起解时的忙乱中被犯人带走。连盛水的缸子也舍不得发给这些晚子们一只，而是要他们喝完菜汤以后洗洗钵子，再用它去喝浑浊的茶水。在监室里没有自己的盘碗可真苦了那些有幸（还是不幸？）收到家里送来的牢饭的犯人们（不管手头如何拮据，在长途发配前的最后几天，亲属们总要尽力送来一些食品）。亲属本人没有受过监狱教育，在监狱的接待室里也从来得不到好心的忠告。因此，我就是这样错过了和汽车修理工麦德维捷夫深谈的机会。一开始和他谈话，我就想起来quot;米哈伊尔皇帝quot;提起过这个姓。、果然，他真的是他的同案犯。他是最早读到《告俄国人民书》而没有向当局告发的几个人之一。麦德维捷夫得到了一个短得不可容忍、短得丢人的刑期--总共才三年！这不是按五十八条判的，如果按这一条，判五年都算是幼儿园的期限。很明显，他们毕竟是把皇帝当疯子看待的，对其余有关人犯一概从阶级观点出发加以宽宥了。但是我刚刚要探询麦德维捷夫对此事的见解，他就被通知quot;带东西quot;离开了。根据一些迹象，可以设想他是被带出去释放的。这件事证实了关于斯大林大赦的最早的传闻。这正是那一年的夏天传到我们耳朵里来的。那是一次没有对象的大赦，在那次大赦以后就连板铺底下也没有变得宽敞半分。

    我的邻人--一个老quot;保卫同盟quot;队员被解走了（这些quot;保卫同盟quot;队员在保守的奥地利憋得难受，跑到我们这个世界无产者的祖国来，每人被贴上了一张quot;十元券quot;终于在群岛的各个岛屿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一个皮肤黝黑的人向我靠过来，他的头发乌黑红亮，有一双女性的眼睛，眼珠像一对黑樱桃，然而宽厚扁平的鼻子把整个面孔糟蹋成一幅漫画。我和他并排躺了一昼夜，并未说话，到了第二天他找到了个话茬儿：quot;您看我是个什么人？quot;他的俄语讲得很流利正确，但是带着异乡口音。我拿不准：他身上好像有点外高加索的，大概是亚美尼亚的特征。他微微一笑说：quot;我一向很容易地冒充是格鲁吉亚人。我用过雅沙这个名字。人们经常拿我寻开心。我是负责收工会会费的。quot;我打量他一下，的确是个滑稽的角色：小矬个儿，不合比例的面孔，和气厚道的微笑。但是突然他的全身一紧张，他脸上的轮廓顿时变得锐利起来。他的双眉紧聚，目光如同一把黑色的战刀，向我劈来。

    quot;我是罗马尼亚总参谋部的谍报官！鲁考特南特?弗拉迪米列斯库！quot;

    他讲述了战时他在我国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