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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不清楚。那天黎明时,有人看见他在洗脸地前抬着腿,洗刷染满鲜血的皮靴筒。

    他们杀人的时候喝得醉醺醺,枪打得马马虎虎--仅仅盖上了一层薄土的大坑到早晨还在那里动弹。

    整个十月份,也包括十一月份,又陆续从大陆上运来一批批的人,到这里来枪毙。(库里尔科也随其中的一批被处决。)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乐队的伴奏声中,由犯人们把整个坟场推成了平地。

    经过这些处决之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长易人,扎林接替了文赫曼斯,据认为这就是新的索洛维茨的法制时代的开始。

    不过新时代也不过如此。一九三0年夏天几十名quot;教派分子quot;被押到索洛维茨。这些人拒绝来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领取任何证件和护照,不肯在任何文书上签字,手里不肯拿钱。他们之中为首的是一位八十岁的白胡子老头,盲人,拄着一根长拐杖。每一个明白人都能看清这些教派分子无论如何也进不了社会主义,因为进了这个社会就得大大地和各种证件打交道,所以最好还是让他们死掉。于是就把他们送上小野兔岛。这是索洛维茨群岛中最小的一个岛,沙土地,没有树木,荒无人烟,只有一间先前的打鱼僧人居住的过夏小屋。当局表示可以发给他们两个月的口粮,但有一个条件:每一个教派分子必须在表册上签收。他们自然拒绝。这时候不安分的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出来干预。别看她当时还那么年轻,也别看当时苏维埃政权的年龄也还不大,她这已经是第四次坐牢了。她在会计室、派工员和正推行人道主义管理制度的劳动营长之间奔走交涉。起先请求怜悯这些教派分子,后来请求把她和教派分子一起送到野兔岛上去,指派她作记帐员,她可以负责按日发给他们食物并经营全部帐目。这似乎和劳动营制度毫无抵触,但仍遭到拒绝。安娜大声喊道:quot;可是你们供给疯子口粮并不要他们签字啊!quot;扎林只是笑,而派工员回答说:quot;这也许是莫斯科的指示……我们不了解……quot;(这当然是莫斯科的指示!别人谁敢负这个责任?)结果什么吃的也没有带,就被送到岛上去了。过了两个月(正好是两个月,因为这时候该上岛去劝他们签收下两个月的口粮了),人们乘船登上野兔岛,只发现了他们的被啄碎了的尸体。全体都在,一个也没有逃跑。

    现在,在我们这个伟大世纪的六十年代,有谁来追究罪责呢?

    不过,孔林不久也被撤掉了,因为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好像判了十年)。

    索洛维茨劳动营的面貌,自二十年代末起,逐渐变化。从一个为必遭灭亡的反革命分子准备的无声陷阱越来越变为对当时说来是新式的,对我们现在说来是旧式的普通人的劳改营的模样。国内quot;劳动人民中特别危险分子quot;的人数急剧地增长。普通刑事犯和无赖们大量地送到岛上来。老资格的惯窃和初出茅庐的扒手们登上了索洛维茨的土地。这里的营地里灌进了大股的女扒手和妓女的水流。(她们在克姆中转站相遇的时候,前者向后者喊着说:quot;我们偷东西,可是不卖身!quot;后者也给她们以响亮的回答:quot;我们卖的是自己的,不是偷来的!quot;)原因是,当时全国宣布了(当然不见报)开展消灭卖淫现象的斗争。各大城市大抓妓女,按统一规格一律判三年,其中许多人被轰到索洛维茨群岛上来了。从理论上说是明明白白的,正当的劳动很快就能把她们改造过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们总抱着自己低贱的社会职业不放,在押解途中就死气白赖地要求给押解队营房擦地板,趁机勾引红军战士,破坏押解勤务条令。她们也同样轻而易举地和看守员交上朋友,当然不是免费的。在女人奇缺的索洛维茨,她们被安顿得更好。分配给她们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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