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在西方现时还存在着）一种对盗贼的不正确观点，把他们看成是不可救药的、固定不变的罪犯（quot;犯罪成性quot;）。因此，在递解站上和监狱里，把政治犯同他们分隔开来，以免受其侵害。因此，行政管理当局，如n?雅库博维奇所述，挫折他们在囚犯界里的放纵习气和带头地位，禁止他们担任公共职务、肥缺，从而坚决地站到其他的苦役犯方面。quot;萨哈林岛把他们成千上万地吞了进去而没有吐出来。quot;在！日俄对刑事惯犯采用的公式是：quot;把他们的头按下去套进法律的铁轭！quot;（乌鲁索夫）所以一九一七年以前，无论在国内生活中或者在俄国的监狱里，盗贼们都没有为所欲为。

    但是，任格掉下来了，自由放出了光芒。二月革命一来，刑事犯罪分子们呼地一声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牢门，跟自由公民们混在一起了--有的是趁乱跟政治犯一道出来的，有的是根据克伦斯基优惠的大赦令，接着就放出来的。在一九一七年上百万士兵的开小差中，然后在国内战争中，人的欲望，首先是盗贼们的欲望，大大地放纵起来了，再也不愿把头套在轭下了，何况还向他们宣布不需要这样做了。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有益和有趣的观点：他们是私有制的敌人，也就是一种革命力量，应当把这种力量引入无产阶级的轨道，而这是毫不困难的。这时，他们的空前大量的接班人成长起来参加了他们的队伍，这些人是由国内战争的孤儿变成的流浪儿、小流氓。他们在新经济政策的沥青锅旁取暖，他们受到的最初教育就是割女人的手提包，用钩子从车厢窗户里拽出箱子。作为社会问题考虑，这一切都是环境造成的，不是吗？我们要把这些健壮的流氓无产阶级改造过来，纳入到自觉生活的体系中去！这时就出现了最初的公社、教养院、quot;生路quot;（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流浪儿--这还不是法律上的贼，流浪儿的改过自新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变坏呢）。

    现在，过了四十多年以后，可以回顾一下并提出疑问：究竟谁改造了谁：契卡人员改造了盗窃犯？还是盗窃犯改造了契卡人员？接受了契卡信仰的盗窃犯就成了所谓quot;母狗quot;，盗窃犯们专杀这种人。可是，养成了盗窃犯心理的契卡人员--这是三十一四十年代的果敢的侦查员或意志坚强的劳改营长官，他们受到尊敬，他们得到提升。

    而盗窃犯的心理是很简单的，很容易养成的：

    1．我要生活和享乐，别人去他妈！……

    2.强者有理。

    3．人家没有砸在你头上，不要自己往上凑（就是说，没有揍你，就不要去为挨揍的人打抱不平。等轮到自己头上再说）。

    单个地打击驯服的敌人！--这是一条很熟悉的法则。希特勒这样做过。斯大林也这样做过。

    舍伊宁老在我们耳边唠叨什么盗贼们有quot;独特的法典quot;，他们说话讲quot;信用quot;。你读他写的东西，他们好像都是些堂?吉河德式的人物和爱国者！可是如果你在监室里或在quot;乌鸦车quot;里遇上这帮鬼怪……

    哎。出卖良心的笔杆子们，说谎说够了！你们是扶着轮船的栏杆、隔着侦查员的办公桌来看盗贼的。你们从来也没有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中遇上过盗贼！

    盗贼--不是罗宾汉！当需要去偷奄奄待毙的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偷奄奄待毙的人！当需要从冻坏了的人脚上扒下最后的包脚布的时候，他们也决不会不屑去干这种事。他们的伟大口号是：quot;今天你该死，明天才是我！quot;

    但是，他们也许真的是爱国者？为什么他们不去偷国家的东西？为什么他们不去抢特种别墅？为什么不去拦截长长的黑色小轿车？是因为他们预料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