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即的天堂；叮叮的铃声震得我心痛。那些年的暗无天日的监狱和劳改营生活实在把我折磨苦了。当时我觉得，哪怕在这贫瘠不毛的埃克巴斯图兹当一名流放者，能够按照这铃声拿着教室日志走进教室，像要揭示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似地以神秘的面孔开始讲课，那就会是使我心醉的最大幸福了。（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向往，一方面，当然，是由于我当教师的天赋，但大概也有另外的原因，即未得到满足的自我评价和长年无人需要的才干与奴隶般的低下地位之间的鲜明对比。）

    但是，由于这些年来我只顾注视古拉格群岛和国家的生活，却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在战争年代初战后这些年，我们的学校已经死亡了，它早已不复存在，剩下来的只有膨胀起来的校舍和空荡荡的铃声。首都的学校，偏僻山村的学校全已经死亡。当精神死亡像毒气一样蔓延全国的时候，首先受害窒息的，除了孩子们、除了学校之外，还能是谁呢？

    不过，我也只是在几年之后，当我从流放的国度回到俄罗斯这个宗主国本土时，才认识到这一事实。在科克切列克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当时黑暗势力的整个发展趋势尽管是在走向死亡，但流放者的孩子们还活着，还没有窒息！

    这是些特殊的孩子。他们是在整个成长时期始终意识到自己的受压迫地位的。学校购教务会议和其他夸夸其谈的会议上，一提及这些孩子，总是说（对孩子们本人也同样说）：他们是在苏维埃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而生活的，他们在行动上受到的某些限制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同别的孩子没有其他差别……但是，每个孩子自己却亲身体验到他们身上套着枷锁，他们从刚刚记事的幼年起就感受到它了。整个丰富多采的、充满生活乐趣的（像画报上和电影里所反映的那种）生活世界完全没有他们的份儿，甚至参军也很少有他们的份儿。得到警备司令部的批准后到城市去参加考试，被学校录取，顺利地读完大学--这一切都十分渺茫，希望很小。所以，这些孩子关于这个无所不包的广大世界所能了解的一切，只限于在这中学里取得的知识。许多年来这所学校就是流放者家庭的孩子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受教育场所。另外，沙漠地带的人生活贫苦，但对这些孩子们来说，这倒可以避免把精力分散在各种娱乐上，这些娱乐对于二十世纪的、从伦敦直到阿拉木图的青年起着多大的腐蚀作用啊！宗主国本土上的孩子们已经不习惯学习了，他们失去了学习兴趣，把学习看作一种不得不尽的义务，因为在成年之前总要找个地方呆着。但是，这些流放者的孩子则不然。如果好好教育他们，他们是把学习看成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东西的，学习对他们就是一切。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好像这样才可以使他们脱离二等公民的地位，同那些一等公民的孩子们平起平坐。他们的自尊心只有在认真学习中才能得到满足。

    （不，不只是学习。还有学校里一些凭选举担当的职务和青年团的职务。还有从十六岁以后可以参加的普选。这些可怜的孩子渴望着平等，哪怕是平等的假象也好！不少孩子以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感到自豪，认真地在小组会上作政治时事讲话。有一个年轻的日耳曼族姑娘，维克托丽娅?努斯，她考进了两年制的师范专科学校。我勉励她说；不必以自己的流放者家庭出身为耻辱，应该以它为骄傲。可是完全出乎意外，她像着一个病人似地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急于参加共青团，那就强拉他们进去；上面已经同意你入团了，可你却不久，为什么？科克切列克有几个日耳曼族小姑娘是秘密教派的信徒，她们就是被迫加入共青团的，不加入的话，她们全家会被赶到更远的沙漠里去。啊，你们这些诱惑青年的人！真该给你们脖子上挂个大磨盘，把你们沉到河里……）

    我这里讲的全是科克切列克中学quot;俄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