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都扎手，浸透骨髓似的。但我们很快就习惯了。

    圣诞节和新年期间，我们不出去干活，汤也不像往常那么清透。一月中旬，我的右脚因为寒冷而肿胀。我不能用右脚站立，只好去诊疗所。医生是一个犹太名医，和我们一样，也是囚徒，他直截了当地说：“必须做手术！要是熬下去，就得切去脚趾，甚至截掉整条腿。”

    我竟然得做这种手术！但我别无选择。医生决定做手术，容不得讨价还价。其实，我倒是满高兴，因为决定是他做出的。

    他们让我躺在一条铺着白被单的床上。我忘了人们睡觉时盖的就是这种被单。

    其实，诊疗所里日子不算赖：我们可以吃到好面包，喝到浓汤，没有铃声，不点名，不干活。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能给父亲送去一块面包。

    我旁边躺着一个匈牙利籍犹太人，他得了痢疾，瘦得皮包骨头，长着一双死人眼。我只能勉强听到他的话音，那声音表明他还活着。他怎么还有力气说话？

    “别高兴得太早，孩子。这里也有大挑，比外面还频繁，德国人不需要病怏怏的犹太人。德国人不需要我，下一批人来后，你会有新邻居。因此，听我说，下次大挑前，一定要离开诊疗所！”

    这些话就像出自坟墓，出自一个没有面孔的鬼影，我不由得毛骨悚然。诊疗所的确很小，要是再来病人，就得腾地方。

    但是，这个没有面孔的邻居可能害怕别人把他挤走，他也许想把我打发走，腾出床位来，让他有活下去的机会……也许，他只不过想吓唬我。但是，要是他讲的是实话呢？我决定等着瞧。

    医生走过来告诉我明天做手术。

    “别害怕，”他说，“一切都会好的。”

    上午十点钟，我被送进手术室。医生在场，我放心了，我觉得，只要他在场，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他的每句话都有疗效，每个眼神都能给人希望。“稍微有点儿疼，”他说，“但很快就会过去，勇敢点儿。”

    手术进行了一个小时，他们没有让我睡着，我的目光也一直没有离开医生。但后来，我感到昏昏欲睡……

    我醒过来，睁开眼时，首先看见一块巨大的白布，那是我的被单，然后才看见医生的脸，俯在我上方。

    “一切都很顺利。你很有勇气，我的孩子。下一步，你将在这里呆两星期，好好休息一下，就这样。你会吃得好一些，身体和精神都会得到放松……”

    他嘴唇怎么动，我就怎么做。我几乎不明白他对我讲的话，但他的声音很有感染力，使我大为放心。我突然冒出一身冷汗，我觉得腿没了，他们截去了我的腿？

    “医生，”我结结巴巴问道，“医生？”

    “什么事，孩子？”

    我没有勇气问他。

    “医生，我渴……”

    他给我端来了水……他在微笑，准备出去，看其他病人。

    “医生？”

    “嗯？”

    “我的腿还能用吗？”

    他笑着站住。我感到一阵恐惧。他说：“听我说，孩子。你相信我吗？”

    “非常相信，医生。”

    “那么，请听好：两星期内你就会康复，你会像别人一样走路。你的脚心上全是脓，我只好把囊肿全都切开。你的腿没有截去，两周后你就会看到，你能像别人一样随意走动。”

    我只好耐心等两个星期。

    但是，手术两天后，集中营里到处都是流言飞语，前线突然推到距我们很近的地方。红军正在向布纳快速挺进，只要几小时就能抵达这里。

    我们对这种流言飞语习以为常了。人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散布虚假的预测：世界——和平，红十字——协会——谈判——解放——我们，或者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