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动魄的真实过程，则其切肤之痛更何须多言？

    以是之故，大凡从外省来到京城为官的士子，或多或少都要有一个心理调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诸如四书五经、八股制义之类，便被谑称为“敲门砖”，意为敲开官场之门后，便可以弃之如敝屣矣。

    这种心理调适，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再学习的过程。其天差地别之处，诚如吴思先生所言：前一次学习，学习的是圣贤的著述，他们学会了满口仁义道德；后一次学习，学习的则是官场与社会这本无字天书，他们大抵需要学习的是满肚子厚颜无耻，乃至男盗女娼。实事求是地说，要想参透这本大书的种种曲折隐晦之处，有时确实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不难注意到，这两次学习的截然断裂甚至完全对立，是大明帝国生活的一个极为重要而显著的特征。这种断裂与对立，常常由于皇家某些不够恰当的行为——如我们所不断看到的那样——而受到强化。从而构成了帝国悠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种心理结构为书呆子类型的人，和那些在前一次学习中已经完成了信念、信仰与人格塑造的人，在这个再学习的过程中，将会遭遇极大的痛苦。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完成这个再学习。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在帝国官场上，看到有些人以相当激烈的言辞与行动，表现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使我们对于人心向善可以保留一定程度的信心。

    可是，除了少数政治清明的时代之外，一般来说，这样的人在帝国官场之上并不特别受欢迎，或者毋宁说，在大多数时代，这种人在帝国官场上特别不受欢迎。哪怕他们做的和圣贤的教导完全一致。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表现经常使其他人的利益受到威胁，同时，势必使帝王显得愚蠢。因此，在中国多数时代的史料中，时常记载着这样一些人：他们人品高尚正直，学问博大纯粹，才干卓越出众，却在官场上活得七扭八歪，一般少有太好的结局。

    就这样，在漫长的世代里，帝国的君主和臣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两条战线上展开的战争。其一是对君权与孔孟之道——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所进行的长久的、双重神圣化的努力；其二则是对实现自己世俗化人性诉求与欲望所进行的真正坚持不懈的奋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旷日持久又无日无之。使得走上独木桥的人们，每天都必须在帝王的心意、圣贤之道和自己的欲望、天地良心与良知之间，作出艰难的、有时是死去活来的选择。

    因此，充满内生矛盾的帝国秩序，事实上形成了这样一种生活常态：嘴上说的，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事情之间，常常有着巨大的差异。致使生活在帝国中的人们，时常需要运用特殊的知识背景、经验阅历并付出专门的努力，去解读言辞堂皇之下的真实意图。以至于发展成为在帝国条件下生存所必须的专门知识与技能。在朱元璋所开创的明帝国传统之下，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

    生活在稍后一些时代的一位法国思想家，名叫孟德斯鸠。在他那本对于18世纪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巨作《论法的精神》里，曾经在几个不同的章节，多次谈到了中国人的这种生活状态——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买进时用的是重秤，明明一斤二两的东西，在秤上显示的可能只有九两七钱；卖出时用的是轻秤，你花一斤的价钱，买到的东西可能只有七两；最后是准确的秤，以备和自己带秤的人交易时或接受检查时使用。在那里，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欺骗是准许的，是可以理解的，并不被认为特别不能容忍。

    此人生活在公元1689年到1755年之间。

    导致他得出上述结论的资料，肯定是发生在此前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