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讲给我听听，”我说，“我很好奇，想知道有什么能使你那了不起的理想主义消沉下去。我是说，你对儿童那么有办法。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厄立特里亚的第一个下午你诊断的那个亚急性的病儿。”

    “唉，马修，那是非洲。意大利完全是另一码事。”

    “意思是？”

    “医学和婚姻不那么容易读到一起。这和当年我母亲在家的一角办《晨报》不一样。我用不着告诉你小儿科有多么劳神费力。再说，尼科需要我晚上在他身边，当然还有孩子们。”

    我开始怀疑，这是不是我曾一度熟知的那个西尔维亚。我很难掩饰我的失望。

    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对不起，马修，不过你一向对我期望过高。你无法把一个任性的、被惯坏了的米兰女孩塑造成特利莎修女①”。

    ①特利莎修女（1910-1997），出生于马其顿，197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金，是救济贫民、特别是印度贫民的天主教仁爱传教会的创始人。

    “得了，西尔维亚，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忘记这一点的是你。”

    “好吧，大夫，”她两手往上一抬，说道，“保留你的幻想吧。”

    “不过我还是和医疗行业有些联系的，”她带点辩解的意思说，“我是医院的理事之一，明年我将成为意大利红十字会的主席。”

    我的寻呼机突然响了起来。我拿出寻呼机，液晶显示屏上显示的是：给你的妻子打电话——5551200。

    我迅速道了声歉，拨了这个号码。

    “你没事吧？”埃维问道，“你在哪儿？”

    “出了点紧急的事，”我闪烁其词道（我到家后会向她说明一切），“我马上就要回家了。”

    “尽快回来吧，我们有很多事要谈呢。我给你准备点吃的，你到家好吃。”

    “不用了，我吃过点东西了。我真想见到你。”

    “我等着你，马特。”

    然后，我转过身对西尔维亚说：“我恐怕得赶快走了。”

    “当然，我明白。我已经把你留得太久了。你明天给我弹钢琴好吗？”

    我突然感到一阵发冷。

    “对不起，西尔维亚，”我不耐烦地说，“我真的得走了。”

    我们往门口走去时，她挽住了我的胳膊。

    “你不能想像今晚有多美好。感谢你所做的一切。”

    我慢慢走回家去，思绪万千。

    “你今天回来得真晚，”我们楼里开电梯的人说，“有急诊吗？”

    “是的，路易吉，急诊。”

    “有时候当个大夫不容易，是吧？”

    “是的。”我答道，用的是希望他别再说下去的口气。

    不幸的是，我是他所喜欢的一个对话伙伴，他给我开电梯时总是半速行驶。

    “希勒太太还没有睡。”他告诉我。

    “你怎么知道？”

    “我听见她在练琴。”

    这至少是一条很有价值的消息，因为埃维只在白天练琴，除非是为音乐会做准备。她晚上练琴的唯一原因就是宣泄。

    而谁又能因她的恼怒去责备她呢？

    已经快11点了。我走进家门时，她仍在拉琴。

    “我回来了。”我一面往里走，一面大声说道。我径直朝琴室走去。

    弗兰克的《A调奏鸣曲》的钢琴伴奏声轰响着从巨大的鲍斯牌音箱中冲出——而且她的琴也拉得大响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见我进来，但当我吻她的后脖颈的时候，她并没有感到吃惊。

    “情况怎样？”她问，仍然全神贯注于音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