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不了一个月了。”

    其中一个住院医生转向我，尊敬地问道：“希勒大夫，在这种晚期病人身上，你的疗法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没有心情对别人谈我的看法，因此只是说：

    “我想独自研究一下这些片子，行吗，阿尔？”

    “没问题，”他同意道，“我们几个人下楼去吃午饭。”

    他们把我和西尔维亚被肿瘤摧残的大脑的图像一起留在了房间里。除非出现想像不到的奇迹，这个肿瘤肯定会要她的命。

    突然，我充分意识到了这个现实。这是西尔维亚，我初恋的爱人。

    上帝啊，我心里想，她还年轻，刚刚度过了她生命的一半旅程。现在，她永远也不可能看到自己的子女结婚，也不可能和孙辈们嬉戏了。

    还是说，我的实验成果仍然有可能救她一命？

    我的感情影响了我清醒地考虑问题。我需要一个我尊敬的同行的客观意见。

    时间再合适不过了。现在纽约是中午，也就是说西海岸是上午9点。我在圣地亚哥的吉米·邱刚要去查房时抓住了他。

    简短地问候之后，我要求他帮我个忙，我马上给他医院的放射科电脑终端传过去一个磁共振扫描图，请他给看一看结果。

    吉米是我的朋友。他感觉到了我的紧迫，答应立刻就上楼去看。由于纽约这边的技术员正在吃午饭，我自己把底片在机器里做了扫描，机器把数字化了的西尔维亚的大脑图像传真到圣地亚哥，在吉米医院的电脑显示屏上重新变成图像。

    几分钟后他就打来了电话。

    “我就是想知道你的想法，吉姆。长着这样一个肿瘤的病人还能不能通过基因疗法来治疗？”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这个神经胶质瘤大成这样，如果不引起死亡，那么它引起的大出血也会造成死亡的。”

    “连试一试都不值得了，是吗？”我仍不愿放弃。他感觉得到我希望他重新考虑一下他的判断。

    “我说，马特，什么都有它的极限。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去挽救能够挽救的生命。对了，你能告诉我病人是谁吗？”

    “很抱歉，”我答道，“谢谢你的帮助，吉米。”

    我很快挂上了电话。现在没有别人在场，用不着装作是个硬心肠的专家，我把头埋在袖子里哭了起来。西尔维亚快要死了，而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渐渐地，我想起来，此时此刻她正在楼下等着我呢。

    我匆匆到洗手间去洗了一下，好让自己看起来像样一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看到她在大笑。莫顿·舒尔曼在用他最好的故事引她开心呢。

    她注意到我走近，更加喜形于色，招手让我加入到他们中间去。

    “你们这两个医生应该去演出，”她笑道，“我是说，马特可以当音乐会的钢琴家，莫顿可以去主持电视节目。”

    我那些年轻的同事们都惊异地看着我。

    “嘿，我不知道你会弹钢琴。”

    “和你的幽默感一个水平。”我反击道，没有去理会他话中暗含的疑问。

    我坐了下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仔细地看着西尔维亚。现在，我第一次从她的脸上看到了行将到来的死亡的阴影。我怀疑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她今天的光艳是花朵枯萎前的最后怒放。

    但是，不知是出于拒绝面对现实，还是纯粹出于任性，她继续谈论著将来的打算。她从他们计划于下一个演出季在拉斯卡拉推出的作品，谈到夏天她将和儿子们一起进行的旅行。所有那些不再可能的事。

    莫顿和我一起送西尔维亚到她的汽车旁。

    “天哪，马特，你看到过更大的轿车吗？”汽车开走后他说道。

    “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