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效率较高的精干的政府。可是经过一百余年的嬗变、腐蚀，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了，政府人员越来越冗杂了，制度条例越来越烦琐了，而行政效率恰得其反，越来越腐朽了。人们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数量往往是质量的反面。

    负责伐辽战争的最高权力机构宣抚使司恰巧就是这样一个腐朽的机构，而马扩不幸又是这个腐朽机构中的一匹不可教药的害群之马。他不但不尊重、不承认这些公认的法则和形式，而且是它们的非难者、嘲笑者。他是一个专门根据非常识的原则来行事的人，因为到了他的时代，常识在这批常识家手里早已堕落成为一种庸俗的官僚哲学、一个争权夺利的掩蔽体、一种社会的腐蚀剂。马扩无意去捍卫它。

    从他自己的哲学出发，他没有想到要维护机关中上下尊卑的体统，他并不认为童贯、蔡攸等上司值得他尊敬。他对私交有更加认真的看法，他不知道把宝贵的时间泡在公事房中无聊的谈话中有什么好处。两军相交，兵革方殷，多少正经事儿要等人们去办，哪有闲工夫来当面吹捧，背后诋毁？这两者都使他恶心。他知道在他的头顶上并没有一个认真想把事情办好，能把事情办好的头儿。如果头儿没有把合适的工作分配给他做，他宁可自己专找话儿干，因为他自己知道什么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比头儿们清楚得多。

    从根本上说，马扩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急功好利，他急的是伐辽之功，好的是复燕之利，对战争有没有好处，就是他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他虽然抽象地承认朝廷的权威性，却从来不承认这个凌驾于统帅部之上的宣抚司的权威性，仅仅因为统帅部的腐化程度略逊宣抚司一筹。

    他跟宣抚司的同僚们没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语言兴趣，他不愿降低自己的水平来迁就池们，适应这个环境。他一直保持着严肃、紧张的精神状态和清醒的头脑，独行其是地干着这一切不是对哪个上级而是对伐辽战争这一项庄严事业负责的工作。如果不是在那发霉起毛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如果没有他这种高尚的情操、高度的事业责任感、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那么他的勇于否定的气质、野马般的性格，可能会越出轨道，变成十分荒唐的了。

    马扩以自己的存在否定了宣抚司这个机构以及它的全体人员的存在，因此他不可能避免这样的命运：在常识和正规化形式这两把刀子的乱砍下，被砍得体无完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