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人衡量新闻的价值，不是决定于它的重要性，而是决定于它的新鲜感。一切头号新闻都不具有凝固性，因为一切新鲜的事物都不可能永久保持新鲜。汴河中网得的鲤鱼，要不是趁着新鲜烹治吃了，虽有冰窖可以冷藏，到头来只好腌了当咸鱼吃。虽说咸鱼也有它的市场，毕竟咸鱼的价值大大低于鲜鱼。新闻也是一样，总是新陈代谢的，一切冷藏过、腌过、腊过的新闻，势必要变成“旧闻”，乖乖地让位于新的“新闻”。

    加速战争新闻代谢的是五月中旬开封府公人破获了一件惊天动地的“鬼”公案。

    有人利用已经炎热起来但在那里并不潮湿的气候，“垄断”了一段久已堙塞的地下水道，进行名副其实的黑市买卖。起初只是依靠一两盏鬼火，在暗中摸索着做些小买卖，吃亏便宜，一半凭手气、碰运道。他们自己称之为“鬼市”。后来营业范围扩大了，索性把大段的地下水道分隔成为一个个小房间，招引得大批男女前来饮酒作乐，赌博幽会。这时虽然已经明烛辉煌，人语喧闻，其热闹的程度不亚于地面上的“樊楼”（丰乐楼）和东西鸡儿巷之盛，但他们自己还是谦逊地称之为“鬼樊楼”。

    东京人对于法律概念是模糊的，执法者——破获这件公案的公人头儿开封府尹盛章本人就经常在地上的“樊楼”摆酒席宴客，也免不了要赌博作乐，并且还以参加更高级的执法者殿前司都指挥使高俅在东鸡儿巷赵元奴家里邀集的欢宴为荣，如果有那么一次不在被邀之列，就要惴惴然唯恐有什么灾难临头了。河北都转运使詹度、河北转运判官李邺经常派人、有时自己也抽空到京师来，把大批军需物资在市场上抛售，然后又叫人出面收购了，再以重价转售给转运部门。所有这些都是在法律保护下公开进行的，谁也没有提出异议。为什么仅仅隔开三尺地皮，在“鬼樊楼”中饮酒作乐，在“鬼市”作些将本就利的买卖，转售一部分军用剩余物资，饮些官儿们盏底余沥，就算是犯罪呢？谁也不能够解释这个问题。

    更加奇怪的是：“鬼市”、“鬼樊楼”的经营者和入股者自己先就有了犯罪意识，感觉到在这里开张营业，招徕顾客，不太有保障，要找个可靠的后台靠山。他们找的后台不是别人，正乃是专管这一类犯科作恶的案件的高俅和盛章。前台与后台成立了默契，四六折账，前台每天用大秤秤了上百两银子给后台送去，他们都欣然笑纳了，人们管高俅叫“大掌柜”，管盛章叫“二掌柜”，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内幕之内还有内幕，据说包庇黑市，坐地分赃的还不止高、盛两个，内押班张迪也轧一脚，被称为“内掌柜”。这项小小经纪是通了天的，据内掌柜透露，“凭咱家一句话，还有人敢在官家面前道个‘不’字？”可是台后老板之间有时分肥不均，闹起窝里反，掌柜们一翻脸，把小伙计作筏子，连带顾客们一起遭殃，被捉进官里去。为什么日进斗金的后台老板不但逍遥法外，还老着面皮高坐在堂皇上审讯这干人犯？而钻营一些蝇头微利的小伙计倒要锒铛入狱、吃官司、打屁股？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

    东京人对于吃喝玩乐的门槛虽然精通，对于司法问题却是不求甚解的。他们接受法律的统治，承认铁索、狴犴和板子的权威性，准备有朝一日也去尝尝它们的滋味，这就是朝廷赋予他们的特权。至于对法律的解释权，那是属于执行者的事情，他们无权过问，也漫有兴趣去进一步探索。

    他们只对发明创造这件闻所未闻的地下奇案感到兴趣，特别对于“鬼樊楼”这个新颖奇巧的名称大为激赞。

    所有进不去樊楼的人因为把“鬼”字按在樊楼上面而产生了痛快感，他们本来也把在地面上的樊楼中进出的人看成为另外的一种族类——鬼。这种族类经过不断膨胀发酵，早已失去人的正规化的形式了。

    反之，有资格在地面上的樊搂进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