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们处在不利的形势中，已决心一死殉国，但是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他们就要和北宋大将杨可世拼个你死我话。

    他们带来的人马有限，这时闻风而来、自发地参加阻击战的奚、契丹人越来越多了。他们脱出了个体战、各自为战和盲目战的范围，融入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正规作战。组织给予他们新的力量。他们分别扼守着几条通往王城的大街，到处设置障碍、石块、土堆，沙包，以至粮食袋，日用家生都搬出来，堆在街头上，堆成临时的街垒，阻滞敌人前进。敌人在远处，他们就躲在街垒中放箭，敌人接近了，他们猛然跳出来拼死搏斗，有时几十个人死作一堆，敌军还怕街垒中有人，不敢走近。

    许多契丹、奚家庭的妇女和孩子们也帮着搬运沙袋，掘土挖泥，助筑街垒。有的就躲在门缝背后射冷箭，闪到窗口来扔出桌、椅、衣柜等家生杀伤宋军。宋军要毁灭一个家庭，就不免要付出一些代价。

    这支阻击军，包括一部分武装抵抗的家庭在内，最后都葬身在火海中。

    这符合他们的愿望，“火”，消灭了他们的肉体，但使他们的精神获得永生。他们以宝贵的生命换得比生命更宝贵的两、三个时辰，阻滞宋军前进，使耶律大石能够完成王城的守御准备，使大局转危为安，使王城的保卫战产生了胜利的可能性。他们死可瞑目了。

    所谓奇袭，就是要乘敌之不备，直取其要害之地，收得全功。不用说，燕京城是残辽政权的要害之地，是奇袭的目标。但是要害中之要害，却是王城。单是取得燕京而没有夺取王城，杀进皇宫，俘获皇后和将相大臣，瓦解军队的战斗意志，从根本上摧毁辽的统治枢纽，这场奇袭战就不能算为成功。

    杨可世容易地夺得迎春门，成就了一半的大功，却没有乘机直取王城，反而分兵去夺其他的七道城门。可能有人批评杨可世的战略思想太保守了，由于他的行动滞缓，不够勇决，使耶律大石和萧皇后争取得时间做好准备，以致功败垂成。以“杨霹雳”出名的杨可世，在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上，其错误不在于“霹雳”过甚，恰恰是由于他“霹雳”得不够。

    从结果来看，这种议论似乎也言之成理，其实这不过是历史家在事后的空论而已，并非持平之论。事情过去以后，空论家要作种种批评、指责，都可以夸夸其谈。如果在这场奇袭中，杨可世做了相反的事情，不夺取和守住其他的城门，径扑王城，结果是外援从外城而入，截断杨可世的后路，前后夹攻，造成溃败。这样空论家仍可批评他不够持重，思虑不周，胃进“霹雳”。做个批评家是容易的，人类语汇中提供了成千上万条贬义辞可供他们左右逢源地使用。可是在事件的进行中，人们能够始终把握住事物的本质，不受现象欺骗，不左右摇摆，这就困难得多了。

    就这个役后而论，直接指挥者杨可世在战斗进行中确曾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导致奇袭战全部失败的主要责任，却不在他身上。

    大军出发以来，前后两军一直保持联络。当天凌晨以前，当杨可世的大军隐藏在丛林后面时，就派出第一个使者驰往后军通知消息。夺得迎春门后，杨可世又急忙派去第二个使者告捷，兼催后军快来接应。据杨可世的估计，最多不出三个时辰，刘光世的大军就会接踵而至。杨可世的主导思想是及时掌握各道城门的防守权。一来防止辽方官员逸出，通风报信，搬来援军。二来便于迎接后军入城增援。两军合并，有了二万六千人的雄厚兵力，以之攻取王城，扫荡辽军的残余抵抗力量就绰乎有余了，他并无全部垄断功劳的意思。可是事态之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外。他既没有料到外城契丹人的抵抗会如此激烈——其实当他下达了一律摘杀奚、契丹人的命令后，就应当想到这是必然的后果。这才是他主观上犯的最严重的罪行和最大的错误，而他反而倒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