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些混蛋一一参革掉，决不罢休。“今天”是被制造出来专供欢宴享乐之用的，一切正经事都该安排到“明儿”去办。这是政、宣时期的大官儿根据他们的宦场哲学研究出来的一项神圣原则，谁都不许冒犯。有时刘锜冒犯了这条原则，竟然敢于要求他们把办事日程提前一天，他们就会敏捷地举起酒杯来，防患于未然地把这种可能要发展成为不愉快的情绪溶化在琼浆玉液中，消散于歌云舞雾中。

    刘锜不但是官场中的骄子，也是东京歌肆勾栏中最受欢迎的风流人物，这两者——官场和歌场的地位虽然悬殊，其性质却是十分类似的，官儿们必须出卖自己的灵魂，才能够博得缠头去收买歌妓们的内体。他们实际上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出卖自己，不过歌妓们公开承认这种买卖关系，而官儿们却要千方百计地把它掩盖起来。两者的不同，只此而已。官场和风月场是东京社会生活中的两大支柱，缺少了其中的一项，就不成其为东京。

    刘锜在风月场中受到青睐，不但是由于他的地位、仪表、家世，更因为他有很高的音乐造诣。有一天，他在名歌妓崔念月的筵席中随手拈起一支洞箫吹了一会，博得在座的乐师袁绹十分心折。袁绹虽然干着“教坊使”这一行低微的差使，却是当世公认的“笛王”，又是一个名歌手，他对别人，特别对于文人学士、文武官员等非专业的演唱者轻易不肯下评语，如果有所品评，那一定是非常中肯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决不面谀轻诋。这种慎重的态度使得他的发言在他们这一行中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威性，远远超过王黼、高俅之流在他们各自的行业中。

    三年来刘锜获得各方面的成就，受到各方面的注意和欢迎，声誉骎骎日上。成为东京城里人人欣慕的人物。唯独一个例外，那就是他自己。他时常痛苦地意识到他正在一天天地、不由自主地变成一个他从内心中那么藐视的十足地道的东京人。他清楚地感觉到，他在功名方面的成就越大，他的理想和抱负却越加遥远，渺不可追了。东京的飞黄腾达的道路，并没有为他的事业提供有利的条件，反而把自己推向堕落的深渊中去。有一个内在的声音在警告他：这样活下去是不行的，他必须立刻摆脱它，改变它，否则就意味着自己的毁灭。

    他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向他的顶头上司高俅表示，希望官家恩准他辞去侍卫司的职务，回到比较艰苦的西北军中去参加种师道正在那里进行的整军工作。否则就放他到河北前线去整顿另外一支边防军——北方边防军，那是一支只剩下机构名称，只有带衔的军官而没有什么士兵的有名无实的边防军。

    高俅称赞他的志向，道是：

    “足下有心报国，整军经武，洵非寻常流辈所能及！”然后故作惊讶地把话一转，“只是官家对足下如此倚重，可说是圣眷隆重，俺高某怎能向官家启齿把足下放出去？”

    刘锜又向当权的王黼提出同样的申请。他得到的答复，也是同样的称赞、同样的故作惊讶、同样的拒绝。于是他明白了，三年前朝廷因为不放心他的父亲在西北手握重兵，所以把他调到东京来，表面上加以升擢，实际上是代替他的哥哥留为“人质”。如今父亲虽已卸去军职，解甲归乡，但在一定的保险期内，他还得继续留在东京充当人质。这个制度是如此严峻，官家对他个人的恩宠，并不能改变他的这个地位。当权的大臣们不管对他表面上的态度怎样，实质上对他是猜忌的、嫌弃的。他不可能实现任何理想，除非他能与权贵们做到真正的沆瀣一气，融合无间。而这，无论他，无论他们，都知道是不可能的。

    因为得不到满足而日益增强其吸引力的事业心和与日俱增的堕落感作着剧烈的斗争，刘锜的内心一直是不平静的。今天和他十分厌恶的张迪厮混了半天，他偶而抓住了一个明确的概念，忽然好像一面铜镜似地把他三年来的“暖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