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失业率也都高于年纪较长者。在这种情况下，永久失业率若有任何变化，照常理应该呈缩减之势。

    至于贫穷混乱，到了80年代，甚至连许多最富有最发达的国家，也发现如今自己“又开始”习惯于每日乞丐流连街头的景象了。更骇人的是，流浪者栖宿檐下、藏身硬纸板的镜头，大家也都变得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如果警察尚未干涉，把他们从众人视线之内移走的话。1993年，无论在哪一个夜晚，纽约市内都有23000名男女露宿街头或栖身收容所内。这个数字，实在只是小意思——要知道从1993年开始倒数回去的5年之中，全纽约市更有3％的市民，头上一度没有片瓦遮盖（Neimes 16／11／93）。在英国（1989年），则有40万人被正式列入“无家可归”之列（UN ，1992，p．31）。回到50年代，甚至70年代早期，有谁能预想到今天这般惨状？

    无家可归贫民的重现，是新时代里社会及经济愈发严重不平等现象的一环。其实根据世界性的标准，“发达市场经济”富有国家在收入分配上，其实并不至于太不公平——至少尚未达到极为不公。在这些国家中，分配最不均的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瑞士四国，20％居于最上层的家庭所得，平均为最下层五分之一的8-10倍。至于那高居顶尖的10％的家庭，他们带回家中的收入，通常更高达全国总收入的20％～25％。而瑞士、新西兰最顶端的天之骄子，以及新加坡与香港的富人，其所得比例更高。但是上述差距，若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秘鲁、牙买加，或委内瑞拉的不平等状况相比，自然更属小巫见大巫，后者的富人收入，高达其本国总收入的三成以上。至于危地马拉、墨西哥、斯里兰卡、博茨瓦纳（Bots，1992 pp．276－277；，1991，pp．152-153，186）。

    然而，在这“危机二十年”里，贫富不均的现象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愈发严重。原本黄金时代众人都已习以为常的“自动加薪”（即几乎等于自动增加的实际收入），如今也已黯然终止，更使人有雪上加霜之感。贫富两极的比例都开始增加，双方差距的鸿沟也随之扩大。1967－1990年间，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以及在5万美元以上的美国黑人人数都有增多之势，牺牲者自然是居于中间的一层（Neimes，25／9／92）。不过由于资本主义富有国家的腰包比前更为雄厚，同时整体而言，如今其子民也有黄金时代慷慨设置的社会安全福利系统垫底（见427页），因此社会不安的程度比原来可能为低。可是社会安全福利的负担太沉重，如今的经济增长却远较1973年前为低。在出快于进、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政府财政自然日见拮据。然而尽管百般努力，富国的政府——多数为民主国家——却始终无法削减这方面的巨大支出，甚至连有所抑制都感到极难，即使连那些对社会福利救济最不存好感的国家亦然。

    回到70年代，可没有半个人会预料到——更不可能有所打算——日后竟会一变如此。到90年代初期，一种缺乏安全感、愤恨的气氛开始弥漫，甚至连多数富国也无法幸免。我们将会看见，这种氛围，造成这些国家的传统政治形态的解体。到了1990－1993年间，人们再也无法否认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确已经陷入不景气的事实。但是怎样救治，却没有人敢认真地拍胸脯儿，只能暗暗希望霉头赶快过去。然而，有关危机二十年的最大真相，倒不在资本主义好像不如当初黄金年代灵光，问题却出在它的整体操作已经完全失控。世界经济不稳定，大家都束手无策，不知如何修理，也无人有仪表可以操纵。黄金时代所用的主要仪表，即由国家或国际间协调拟定的政府政策，现在已告失灵。危机二十年，是一个国家政府失去其经济掌握力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