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于“商税”的重要性，其实是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的！

    洪武年间，太祖便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商税征收体系：在各府设立“税课司”，在各县设立“税课局”，在重要的交通要道、关隘、市镇，则设立相应的“分司”或“税卡”。整个体系，自上而下，层层管理，不可谓不严密！据史料记载，洪武年间，全国共设立了四百五十多处隶属于朝廷的商税机构！其征收上来的税银，皆统一解送至京师太仓，作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补充。

    当时商税的主要来源，有两大项：

    其一，便是“塌房税”，也称“官店钱”。即由朝廷在各地交通要道和重要城市，兴建官方经营的客栈、货栈，所有过往的行商坐贾，都被强制要求必须入住这些官营塌房，并按照其携带货物价值的三十分之一，向朝廷缴纳税款。

    其二，则是“市肆门摊税”。此税起于洪熙元年，后在宣德、正统年间，逐步推广于全国。即在城乡集市，对所有开设店铺、摆设摊位的商人、小贩，按照其经营规模和商品种类，征收一定比例的税款。甚至……连那些在城郊种植蔬菜、挑担进城贩卖的普通菜农，也要缴纳“菜园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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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太祖高皇帝苦心建立起来的这套商税制度，在经历了百余年的风雨之后，却早已是弊端丛生，形同虚设！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势力的壮大，他们对朝廷征收商税的抵制情绪，也日益高涨。而那些本应代表朝廷利益的文官集团，其中许多人本身便出身于江南士绅商贾之家，或与地方商帮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在他们的“支持”和“呼吁”之下，原本还算有效的塌房税和门摊税等主要商税，在万历朝之后，便已是举步维艰，几乎收不上来几个钱了！

    中央朝廷收不上税，地方官吏却并未闲着！他们打着各种“合理”的旗号，巧立名目，滥征苛捐杂税，并将其中大部分都中饱私囊！这种官逼民反的行径，也直接或间接地，激起了无数的民变和地方动乱！

    而朝堂之上的党争，更是对商税制度的败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魏忠贤等所谓的“阉党”当政之时，为了搜刮钱财，也曾一度加强过商税的征收，设立了许多新的税卡和税监。但他们此举，并非是为了充实国库，而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其手段之酷烈，搜刮之民脂民膏，更是令人发指！这也使得“商税”二字，在百姓心中，几乎等同于“苛政”和“盘剥”。

    待到东林党人重新执掌朝政之后，他们虽然也并未从根本上废除商税制度（毕竟国库空虚，也需要钱），但因其自身与江南士绅商贾集团的密切关系，对于商税的征收，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雷声大雨点小，实际效果微乎其微。国库，也因此而日益空虚，最终到了连京营兵士的粮饷都发不出来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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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皇帝看着眼前这一切，心中充满了无奈和……愤怒！

    他深知，大明朝的财政，早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若非他去年当机立断，以雷霆手段，抄没了周奎、陈演、郑三俊等一批东林党巨贪的家产，恐怕……他这个皇帝，连支撑到今日的御驾亲征，都做不到！可笑的是，这些平日里满口“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东林君子们，其家中搜刮出来的金银财宝，竟比那些臭名昭着的“阉党”余孽，还要多上数倍！

    “商税……并非没有！”

    崇祯皇帝在心中怒吼，“而是……根本没有征到那些真正该收税的人的头上！”

    真正被各种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始终是那些最底层的、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而那些富可敌国的江南士绅、垄断了各种贸易的商贾大豪，却总能凭借着他们在朝中的“保护伞”，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