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的往来，就是通过晋商。

    最叫谢祯感到可悲的是，八大家的家主，至少有五个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对国家造成了多大的危害。

    他们只是看着利益，只是想赚钱。

    只知道一条情报，能换来多少银子，只知道同土特部做生意，比同朝廷军做生意划算。

    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长远，没有考虑过大局。

    他们不知道这样做会对自己的国家造成多大的危害，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早已养肥了大昭的劲敌。

    谢祯只觉悲哀，格外的悲哀。

    但也是叛国大案，叫谢祯深切地明白了一个道理。

    普罗大众，其实并不关心国家如何，也不关心朝廷如何，他们更在乎自己的衣食住行，更在乎自己下一顿饭吃什么。

    这对他们来说，才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谢祯忽地意识到，若想真正能管束住日益庞大的商户，不能靠仁义礼智信那一套说辞，而是要建立更为详细和合理的制度。

    制度，才是真正能约束和教化百姓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