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一个开放的国际文化环境，西方现代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随之进入这个封闭了四十来年的东方国家，很快便与6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时期遥相呼应，成为本世纪中国大陆第二次接受西方文化的高潮，也使中国文化和文学再一次汇入世界性潮流之中。最早开始译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是一批外国文学研究者，其中有40年前在西方现代艺术思潮濡染中走上文坛的诗人和作家1.和本世纪20至40年代相比，文革后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介绍显然更加全面系统，从19诗世纪末的早期象征主义到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的各种流派，都逐渐为中国文坛所知悉。随着这些译介活动的深入展开，80年代初的文艺创作和批评领域产生了相应的反响，在诗歌、小说、戏剧等文体的创作中相继出现了一系列作品，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一系列新的美学原则，给读者带来新颖而强烈的阅读感受。

    当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仅仅是这些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产生的一个外在因素，只有当外来影响与本土文化和作家主体的内在表达需要相契合时，外来影响才可能促使本土作家相应地在创作中产生出世界性的因素，即既与世界文化现象相关或同步的，又具有自身生存环境特点的文学意象。这些意象不是对西方文学的简单借鉴与模仿，而是以民族自身的血肉经验加入世界格局下的文学，以此形成丰富的、多元的世界性文学对话。所以，“文革”后文学的现代意识的产生正是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

    “文革”后文学的现代意识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70年代中期的青年诗人食指和芒克、多多、根子等人为主要成员的“白洋淀诗派”2，其社会起源与个人起源都与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个人经验有关，这些年轻诗人都有一个由信仰的狂热到理想破灭后坠入绝望的共同的“文革”经历，是这一代青年中最早觉醒并进行反思的一群。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想通过文学的方式得以解决，历史机遇在他们身上体现为怀疑--觉醒--思考的历程：我的理想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是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如果命运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情愿为野生的荆棘放声高歌。

    ──食指

    在此，个人价值和命运的思考既带有精神贵族的多愁善感，也带有落难英雄的狷傲不羁，独醒者的恐惧与孤独为人道主义、理想主义涂上了一层朦胧色彩，既包含了不自觉的现代意识，又含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在“文革”时期政治高压的缝隙中生成的现代意识及其艺术表现，或许已经预示了中国的现代意识与西方的现代派文学之间的重大区分，也预示了它在日后的演变轨迹。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化艺术反映了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规范的质疑与绝望，那么，这种被质疑的“现代化”在中国当时社会中最敏感的知识分子中间还是积极向往的圣殿，他们把全部愤怒指向正在妨碍中国现代化的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因素。

    1978年《今天》杂志3 的创刊，标志着这股现代诗潮从地下转入公开，进入“文革”后波澜迭起的文学大潮之中。这就是通常所谓的“朦胧诗”派，其成员包括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芒克、多多、梁小斌等，这些年轻诗人从自我心灵出发，以象征、隐喻、通感等现代诗歌的艺术技巧，创作了一批具有新的美学特点的诗歌。这一诗歌群体刚一出现于文坛，就因其独特而新颖的审美因素而受到人们的注意，并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1980年8 月，《诗刊》发表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以“叫人看不懂”为由来否定它们的意义和价值，“朦胧诗”便因此得名。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还有方冰、臧克家、周良沛等。与此相反，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等人4则先后著文肯定这一新诗潮，首先是诗评家谢冕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