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探索传统在新时代的继续，如已故的穆旦和仍然健在的杜运燮7 等“中国新诗派”诗人和汪曾祺等作家的小说创作陆续发表；王蒙等一批在5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也创作了一批结构和手法新颖别致的小说，在文坛上发生较大的影响；而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作家中，则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有着更加内在情感上的暗合，他们不是将这种探索仅仅归于艺术表达方式的求新，更是为了表达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和在现实中的生存体验。

    70年代末开始，王蒙的等一系列小说、李国文的长篇小说、茹志鹃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宗璞的短篇小说《我是谁》等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新的艺术追求。王蒙的创作是小说领域内最早引起广泛争议的话题，他在1979至1980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相继发表了、等等被称为“集束手榴弹”8 的六个中短篇小说，它们多以人物心理为结构线索，采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及象征等艺术手法。尽管王蒙的这些小说叙述方式的探索，主要来自于其在有限的篇幅内表达他“故国八千里，风云四十年”的人生经验，但作品所具有的某些意识流文学的表现特征，不仅给人予新鲜的阅读感受，还引发了有关意识流文学的讨论。1981年9月，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引起了许多作家的强烈兴趣，第二年的8 月，《上海文学》杂志发表了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位作家的通信，已经将讨论的范围从小说文体和手法的革新扩大到对整个西方现代派的评价问题，表明这一代作家在参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同时，也开始了文学自觉意识的觉醒。

    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作家中，张辛欣、刘索拉、徐星、李陀、残雪等也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小说作品，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和争议。与5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相比，他们缺乏上一代人的乐观和自信，“文革”中被狂热的信仰鼓动而又突然抛弃的特殊经历，造就了他们虚无、孤独的反抗意识9 ，所以，他们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亲近，并不局限于对新的表现形式的探索，而更多地体现在对现实的抗争和对个体命运的思考与追求。张辛欣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梦》中，以女性特有的细腻表达了这一代人的痛苦，这种痛苦别人无法替代。《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男女主人公，都在文革的苦难经历中看到了传统价值的虚伪和脆弱，只好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拼搏和挣扎，于是“孟加拉虎”就成为主人公的象征：“它在大自然中有强劲的对手，为了应付对手，孟加拉虎不能不变得更加机警，更灵活，更勇敢和更残忍……”这种畸形心理正反映了历史灾难在年轻一代身上所留下的伤痕，也表现了他们对现实和绝望的抗争。刘索拉的则以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几个学生为主人公，他们寻找自己的人生和音乐旋律的创造欲，与学院以贾教授为代表的陈旧僵化的教育体制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小说尝试着用音乐的结构，把一代青年的青春期的骚动，个人意识的萌动，以及他们在现实人生中所体验到的荒诞和梦魇，融进这群疯疯癫癫的青年艺术家的狂躁的血液里，流露出更明显的虚无与绝望的反抗意识。残雪的小说最决绝地体现绝望、孤独和非理性倾向，而且十多年来，始终坚守自己的叙事风格，将现代主义语言艺术与中国的生存状况结合起来，成为当代中国最有毅力、也是挣扎得最为艰苦的现代主义小说家。

    戏剧领域在“文革”后一度繁荣空前的社会问题剧之后，一度发生了新的危机，这是戏剧参与社会现实的变革所带来的兴奋过去之后，戏剧文学与戏剧表演艺术的陈旧与凝固化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最早的戏剧表现艺术探索开始于1979年，其最大的特点是重在表现人的灵魂，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努力开拓戏剧表现人类生活的多种可能性。1982年，马中骏、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