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外在化的权力施演方式，这就使得小说中人物与环境的微妙关系减少了主体的感受性，从而排除了原作那更为普遍化的丰富的人生意义；更为重要的改变是电影中颂莲像其他所有人物一样没有了十分明确的自觉意识，她也被完全纳入到受点灯程式支配的“争权夺势”之中，她的知识女性的背景则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了，至于原作里她守持自我，以主动退出来反抗“妻妾成群”的人际模式的过程，在电影里被改写成她为了争宠而假装怀孕，被陈佐千发现后一怒之下封了灯，使她完全变成被动地遭受打击而成为失败者，这不仅更加减弱了人物行为中的主观力度，而且也大大地使颂莲的形象失去了精神上的光彩，小说中那个有着无数独特感受与个性追求的颂莲，在电影中被替换为不断地迫于命运的压力而无法应付的悲剧女性，这虽然可以说是加深了对没落的传统世界的批判性，但是实际上却是丧失了小说中有着超越意义的、并含有丰富创造性的个人化的独特精神主题。

    从到《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些改变的缘由一方面是由于电影对视觉性的要求，精神与主观性的内容很难得到影像上的明晰表达，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大红灯笼高高挂》所不得不穿上的商业性的外衣：颂莲作为悲剧女性的命运固然是对人生的简化处理，但是却更加符合情节剧的要求；至于包括点灯--灭灯--封灯、捶脚及陈府的深庭大院等等异于寻常的仪式和环境描绘，无疑也会大大激发观众的猎奇心理，而它们的文化象征意义反倒可能会因此而受到蒙蔽，只在视觉刺激上堕为一种令人好奇的噱头。

    应该承认张艺谋对的改编还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操作其实《大红灯笼高高挂》也在努力地深入探询人性的主题，甚至在对环境给人的精神戕害方面还有更出色的表现。但是其中不容忽视的是，电影是很不同于小说的一种艺术类型，它由于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着明显的企业化性质，创作过程中很难真正地排除掉商业的影响除非是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前卫电影，所以在文学作品到电影的改编中必然会丧失掉一些宝贵的东西，而同时也必然包括了商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

    注释：

    [1] 参阅陈思和《现代社会与读物》，收入《羊骚与猴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 页--297 页。

    [2] 参阅陈思和《致日本学者坂井洋史（二）》，收入《犬耕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 页--114 页。

    [3] 参阅蔡翔《私人性和相关的社会想象》，《花城》1996年版第4 期。

    [4] 引自崔健、毛丹青对话《飞越摇滚的“孤岛”》，《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 期。

    [5] 引自张新颖《中国当代文化反抗的流变：从北岛到崔健到王朔》，收入《栖居与游牧之地》，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6] 同[4].[7] 收入《王朔自选集》，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

    [8] 这里借用了根据所改编的电影的标题，其实所谓“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就是每个人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9] 引自王朔《自选集序》，《王朔自选集》，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 页。

    [10]她们分别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浮出海面》和等小说中的人物。

    [11]，初刊于1989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