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见杜波依斯博士，是在１９５９年的早春，北京饭店的楼上，杜波依斯博士九十晋一大寿的寿堂里。在贺轴满壁、红烛高烧的欢腾热闹的气氛之中，这位端严而风趣，稳健而和蔼的褐色皮肤的、看去只有六十上下的老人，谁也想不到他献身于他的亲爱的同胞——美国黑人的解放运动，已经有了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一天的晚会上，当杜波依斯博士夫妇和他们周围的中国朋友们谈笑风生的时候，我默默地坐在一边，心头涌起许许多多我所见所闻的关于美国黑人生活和斗争的事情。

    我记得，我还只有五岁的时候，我的舅舅每天晚上给我讲《黑奴吁天录》，号称文明的美国人，对美国黑人所做的那些惨无人道的暴行，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极其深刻沉痛的印象。每天夜里，我总是紧握着眼泪湿透的手绢，在枕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寐。

    到了我二十几岁，在美国北部留学的时候，又遇见过几件使我十分不平、十分气愤的事情，虽然我在美国北部很少遇见黑人，而这些事情，据说还是极其普通的。

    在我们学校的宿舍里，有一位黑人同学，她是名誉学会的会员，学习十分出色，但是从来也没有一个同学去找她谈天。我在早餐桌上和她谈了一次，觉得她很可爱，晚上就去拜访了她，她十分高兴，再三感谢我的“光临”。她说：“你知道，我们这个学校还是允许极少数的成绩优异的黑人来读书的。若在南方，是做梦也休想……在这里，我是寂寞的，我吞咽着孤立的眼泪，但是我一想到我得到知识之后，能为我的同胞做些工作，我就得了安慰了！”这些话引起我的无限同情和共鸣，因此我常去找她谈话，我的那些白人同学，有的就不以为然，和我熟一点的就直率地说：“别把你的时间和感情，浪费在一个黑人身上！”

    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请我到他家去过周末。他家的女厨师是个黑人，也只有二十几岁。吃过晚饭，我到厨房去帮她洗碗，和她闲谈，原来她业余还在学习，还加入一个业余演剧俱乐部。她同我谈到她们在排演莎士比亚戏剧的情形，我们谈得十分热闹。第二天早晨，牧师夫妇邀我到礼拜堂去做礼拜的时候，我也跑去邀她。她脸上显出十分惊讶和感谢的神色，连连地摇首，说：“谢谢你，我不能去，牧师和夫人从来不让我和他们一起做礼拜的。

    我们另有自己的礼拜堂……”我当时就呆住了。记得我在北京教会中学参加“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的讲堂里，就挂着一幅耶稣和各种肤色的孩子在一起的画片：中国孩子倚在耶稣的怀里，一个黑人孩子伏在耶稣肩上，白人孩子反倒靠远些，坐在耶稣脚前的地上。原来这幅画是画给中国孩子看的！如果在礼拜上帝的会堂里，也奉行“种族隔离”的话，那还算是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宗教吗？这时她在身后推着我说：“你自己去吧，他们在等你呢。你太天真了，你看得太少了，你不懂得！”

    还有一次，我在美京华盛顿游览，住在国家妇女会所。傍晚归来，在会所的客厅里，有一个“革命者女儿协会”的会员，过来和我攀谈。我谈到在华盛顿的电车上，白人和黑人分坐，这个使我惊异的事实，她忽然大动感情，面红耳赤地说：“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你到南方看看，还有比这个严格的事情呢。你不晓得，黑人根本不是人，他们没有人的理智，没有人的感觉，总而言之，他们都应该滚出美国去！”说这话的还是一个“革命者的女儿”！

    这时，窗外被强烈的电灯所逼射的美国国会大楼雪白的圆顶，在我眼中，顿然黯淡无光。看她这种咬牙切齿的恶犬般的形象，我忽然想起前些日子在我们学校大礼堂里听到的、着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演唱：“没有人知道我所看到的苦难”，他的声音是那样地激昂，那样地使人心魂悸动！美国黑人所受到的歧视和摧残，是多么惨酷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