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时受过中国的影响，对中国还是很好的），至于对朝鲜、越南根本不注意，非洲就更不在话下，他们对非洲人简直就是看不起。但是在这一次大会上，非洲代表们讲的话，就像一声惊雷似的，使他们受了震动。第三次亚非作家会议是在阿联首都开罗召开的（这次会议，其实是正式的第二次会议）。秀子也去了，她表现很好，很积极。我俩被分在一组（文化交流组），这个组虽然跟政治组等不一样，但还是有斗争，而且斗争得很激烈。

    秀子平常是不大发言的，这天她却站起来讲话。她说：我们日本代表团支持中国代表团的意见，我们决不退后一步。这时候，我真激动极了。我想别人起来讲这话并不奇怪，而秀子来讲，表明她的进步的确很大。因此我就写了这篇《尼罗河上的春天》，文章的内容，有的是事实，有的不是事实，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我可以讲一讲。

    在阿联开会的时候，我们同苏联、还有一些非洲的代表们住在一个旅馆里，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代表住在另外一个旅馆里，我们住的旅馆是比较近代化的，洗澡水很热，日本代表住的旅馆，可能正在修理（原因不大清楚），洗澡水不热。

    有一次，在开会的休息时间内我和秀子还有一位日本女代表和子谈话之间，她们说，那天下午她们要到一位日本朋友家去洗澡。我说，我们旅馆里的水很热，到我们那里去洗吧。

    那天下午她们洗完澡，吃过茶点，匆匆地就走了，我发现秀子丢下一块手巾，白色的，四边有几朵红花，这是事实。在她俩洗澡的前后，我们还谈过不少的话，有的话我写在文章里面了。这篇文章是经过怎样的布局和剪裁的呢？这篇文章开头的一句说：“通向凉台上的是两大扇玻璃的落地窗户，金色的朝阳，直射了进来。”这个描写就与事实不符。我住的房间朝西，不是朝东，而且她们来洗澡的时间是下午，不是早晨。

    那么，我为什么把我的窗户搬过来朝了东的呢？因为朝西就跟我写的那篇文章的气氛不合，我不要它朝西。如果朝西的话，那么射进屋里来的是夕阳，不是朝阳了。所以我就把我的窗户朝了东。我这样做，只要不影响下面写的事实，读者是不会提出抗议的，而且读者也无从提出抗议，因为他没有到我住的旅馆去过。还有，我们住的旅馆不在尼罗河边上，是在新城和旧城之中，但是我在一九五七年参加亚非国家团结会议的时候，住过尼罗河旁边的旅馆。所以我能够描写出从尼罗河旁边的旅馆窗户里看到的景物。在这篇文章的倒数第四段里这样写着：

    珑剔透地亭亭玉立在金色的光雾之中；尼罗河水闪着万点银光，欢畅地横流着过去；河的两岸，几座高楼尖顶的长杆上，面面旗帜都展开着，哗哗地飘向西方，遍地的东风吹起了！

    我为什么以“尼罗河上的春天”作题目呢？因为会议是在开罗开的，在开罗开会，要是不写尼罗河的话，不拿尼罗河做个背景的话，那是个遗憾，所以我又把尼罗河搬来放在我的窗户前面了。在这一段的头一句里，我为什么说“远远的比金字塔还高的开罗塔”呢？“开罗塔”是我头一次去开罗以后才盖起来的，“金字塔”大家都知道，一提埃及，谁都知道有“金字塔”。“开罗塔”比“金字塔”还高约十几米。我为什么提这座塔呢？第一，这座塔很好看，就像细瓷雕的一样；第二，“金字塔”是个老塔，“开罗塔”是新的，放进新的开罗塔说明我写的尼罗河畔不是从前的尼罗河畔，而是充满了新的气氛——亚非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的气氛。至于那块手巾，我想了半天，是放进去呢，还是不放进去，后来我还是放进去了。为什么？就是注重在最后那一段：

    现一块绣着几朵小红花的手绢，掉在椅边地上，那是秀子刚才拿来擦汗的。把红花一朵一朵地绣到一块雪白的手绢上，不是一时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