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窘得急急忙忙地把那一段报读完，就跑回位上去，用双手把通红的脸捂了起来，同学们都看着我笑。一年下来，我逐渐磨练出来了，而且还喜欢有这个发表意见的机会。我觉得这训练很好，使我以后在群众的场合，敢于从容地作即席发言。

    我入学不久，就遇到贝满中斋建校五十年的纪念，我是个小班学生，又是走读，别的庆祝活动，我都没有印象了。只记得那一天有许多来宾和校友来观看我们班的体操表演。体育教师是一个美国人，她叫我们做下肢运动的口令是“左脚往左撇，回来！右脚往右撇，回来！”我们大家使劲忍着笑，把嘴唇都咬破了！

    第一学年的下半季，一九一五年的一月日本军国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五月七日又提出了“最后通牒”，那时袁世凯正密谋称帝，想换取日帝对他的支持，在五月九日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这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讨袁抗日爱国运动。我们也是群情愤激，和全北京的学生在一起，冲出校门，由我们学生会的主席、斋四同学李德全带领着，排队游行到了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在万人如海的讲台上，李德全同学慷慨陈词，我记得她愤怒地说：“别轻看我们中国人！我们四万万人一人一口唾沫，还会把日本兵淹死呢！”我们纷纷交上了爱国捐，还宣誓不买日货。

    我满怀悲愤地回到家来，正看见父亲沉默地在书房墙上贴上一张白纸，是用岳飞笔迹横写的“五月七日之事”六个大字。父亲和我都含着泪，久久地站在这幅横披的下面，我们互相勉励永远不忘这个国耻纪念日！

    到了一九一五年的十二月十二日，那是我在斋二这年的上半季，袁世凯公然称帝了，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他还封副总统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把他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里。黎元洪和我父亲是紫竹林水师学堂的同级生，不过我父亲学的是驾驶，他学的是管轮，许多年来，没有什么来往。民国成立后，他当了副总统，住东厂胡同，他曾请我父亲去玩，父亲都没有去。这时他住进了瀛台，父亲倒有时去看他，说是同他在木炕上下棋——我从来不知道父亲会下棋——每次去看他以前，父亲都在制服呢裤下面多穿一条绒布裤子，说是那里房内很冷。

    这时全国又掀起了“护国运动”，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八十三天就破灭了。校园内暂时恢复了平静。我们的圣经课已从《旧约》读到了《新约》，我从《福音》书里了解了耶稣基督这个“人”。我看到一个穷苦木匠家庭的私生子，竟然能有那么多信从他的人，而且因为宣传“爱人如己”，而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形象是可敬的。但我对于“三位一体”、“复活”等这类宣讲，都不相信，也没有入教做个信徒。

    贝满中斋的课外活动，本来很少，在我斋三那一年，一九一七年的暑假，我和一些同学参加了女青年会在西山卧佛寺举办的夏令会。我们坐洋车到了西直门，改骑小驴去西山。

    这是我到北京以后的第一次郊游，我感到十分兴奋。忆起童年骑马的快事，便把小驴当成大马，在土路上扬鞭驰骋，同学当中我是第一个到达卧佛寺的！在会上我们除开会之外还游了山景，结识了许多其他女校的同学，如天津的中西女校的学生。她们的衣着比我们讲究。我记得当女青年会干事们让陈克俊和我在一个节目里表演“天使”的时候，白绸子衣裙就是向中西女校的同学借的。

    开完会回家，北京市面已是乱哄哄的了。谣言很多，说是南北军阀之间正在酝酿什么大事，张勋的辫子军要进京调停。辫子军纪律极坏，来了就会到人家骚扰。父亲考虑后就让母亲带我们姐弟，到烟台去暂避一时。

    我最喜欢海行，可是这次从塘沽到烟台的船上，竟拥挤得使我们只买到货舱的票。下到沉黑的货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