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还要努力地去读书，读书，再读书”！但我注意的不是这些，而是在她出生不久，父母让她“抓周”，她没有去抓点心或玩具，却抓了“一套精美的《看图识字》”，这“抓周”是中国独有风俗，在孩子出生周岁的时候，在他面前放上一盘刀、尺、笔、书之类，来“预测一下”孩子的将来。这虽是一种迷信，却也是一种笑话。古人传记里和小说上往往有这种记载，里的贾宝玉不是就抓些脂粉来玩吗？

    霍德馨的《秋日的芦苇荡》和傅辉《城里有这一条小巷》都是回忆童年和故乡之作，芦苇荡的作者想到的乡村，村外的河，河里的水鸟，和捉鸟的全叔，和怎样吃水鸟的蛋。傅辉讲的是回忆童年居住过的一条小巷里的赵家奶奶、黄爷爷、王叔叔、李家姐姐、宋家哥哥、张家阿姨、小朋友小翔。这叙述里，人物多于风景。十几年后他再回来，一切都变了，老的死了，青年有的就业了，有的成名了，有的结婚了，有的脾气和爱好也变了，“人情味浓得化不开的小巷”，如今也有了电视机、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马路被拓宽了”，“大厦如林”，“城市换下了砖红色的外衣……”但是作者并没有慨叹，他是跟着时代走的。

    “小巷，我爱你，但我更希望你成为历史，更希望在你的原地上立起一座摩天大厦”。我想这是八十年代的青年共同愿望吧。

    杨波的《那年我九岁》这恐怕是美国中学生所不能理解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一个九岁的孩子，要强，好学，应该得到三好学生的奖状，虽然期末“以一致通过的票数，被选为三好学生”，终于因为他外祖父的政治问题，只得了一张和别人不同的、用墨笔写的而不是印的奖状，是老师们特为这个要强的孩子创造的！他说：“要不是后来粉碎了‘四人帮’，除去了唯成份论的观点，我还进不了重点中学，还没有机会坐在这里参加作文竞赛呢？”对“十年浩劫”记忆犹新的人，说“那发生在我九岁那年的事，我永远忘不了”的人，绝不止本文作者一个！

    华东的也会是美国中学生所不能理解的。一个女学生得到男同学的一封询问一位老师名字的信，她竟然先不敢打开，又想应该交给班主任，又想退给那个男同学。是什么缘故使她这样恐慌呢？旧中国不是讲“男女大防”吗？“男女授受不亲”吗？班主任不是说过“高中了，男女生都应该自重一些”吗？把信交给了班主任，她不成了“新闻人物”了吗？

    她“陷入了沉思”，不写回信了，“轻轻地放下了手中的笔”。这篇写得很传神，但是我觉得八十年代了，男女同学通信，还有这些顾忌吗？

    高玲的《从挂帘子、安窗纱想起的》作者从挂帘子、安窗纱联想到目前的对外开放政策。从小事想到大道理，一种政策，必然有“利”“弊”两方面，执行者要好好掌握，“使我国的两个文明建设迅速地、健康地向前发展”。作者是个当编辑写评论的材料，我认为！

    陈志刚的《小谈“文凭热”》这篇文章可供一些单位选拔人材的领导们的参考。“对于文凭，有的热得发狂……甚至失去理智”“宁愿三年不上班（停薪留职）也要一张护身符——大学文凭”。一个学生到了“吃文凭”的地步，的确像作者所说的“荒唐”！作者“无意全盘否定文凭热”，但要用“能力热”来取代，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肖东的《我是青年》是值得现在的青年们去用心阅读的！

    现在的青年的确有这两种，一种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要努力冲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几个考试难关，然后捧起一只铁饭碗，做一个平凡的公务员。一种是趋向另一个极端，据说有许多被称为“衙内”的，整天在他们的大院里吃吃喝喝，听歌跳舞，反正他们不愁将来没有吃饭的地方。难得的是像作者所称道“像当年的鲁迅、周恩来寻求‘救国之道’一样”去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