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是一道非常不幸的、仿佛早已梦寐以求的情歌的边界，这道边界我最后总要跨过去的，跨过这一道罪恶的、可怕的门槛……我已经觉得，这一切终归会到来，或者，至少今晚就会开始。我找了一个理发师他把我的头发剪成“平头”，洒上香水，又用一个圆刷子擦上头蜡。我在家中梳洗，打扮，几乎花了一个钟头。上公园去的时候，我感到双手冰凉，两耳发烧。公园里又演奏着音乐。那高大的、飞沫四溅的喷泉正射着清凉的水花，秋天的暮霭染红了整个苍穹，那些象妇女衣着一样华丽的鲜花，在凉爽宜人的空气中散发着芳香。但是公园里的人已不多了，所以自己单独离开人群，在众国睽睽之下与这个挑选出来的“贵族中学生小组”的人混在一起，同他们讲些特别的有关贵族的话题，我就更加感到羞愧。忽然我象是被什么击中似的：在一条林荫道上，一个拿着手杖的小姐，踏着碎步飞快地朝我们迎面走来。她体格匀称，衣着雅致、大方，走近我们身边的时候，她那双乌亮的眼睛显得十分亲切，她畅快而热情地与我们一一握手，她的小手还戴着一只又紧又小的黑手套。她开始飞快地讲起话来，微笑着，曾两次匆匆地好奇地打量我，这使我有生以来第，次如此强烈地在肉体上感到那种特殊的和可怕的东西，这种东西是在女性的微笑的朱唇上，在女性清脆的童声里，在女性的圆溜溜的肩膀上，在女性的蜂腰之间、甚至在那无法形容的女性的踝骨上，这都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纳丽娅，您给我们教育教育他吧，”洛普辛说，向我随便点一点头，放肆而又意味深长地暗示着什么，这使我不寒而栗，浑身抖颤，差点连牙齿都叩撞起来……

    幸好纳丽娅几天后就到省城去了，因为她的叔叔——我们的副省长突然去世。幸好这个小组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况且我家里不久又出了大事：哥哥格奥尔基被捕了。

    十二

    这件事甚至使我父亲惊呆了。

    当时一个普通的俄国人如何对待一个胆敢“反对沙皇”的人，现在要想象占来是不可能的，尽管有人不断掊击乃至谋害亚历山大二世①，但他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始终是“人间的上帝”，大家对他抱着莫名其妙的崇拜。“社会主义者”一词也叫人莫名其妙，因为人们把它作为一切暴行的代名词，所以这个词就包含着极大的耻辱和恐怖。当传说我们这个地方，甚至是罗加乔夫兄弟和苏波金娜一家的小姐都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我们一家就吓破了胆，仿佛是县里出现了瘟疫或者出现了圣经上所说的麻疯病一样。后来还发生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情：据说我们的邻居，阿尔菲罗夫的儿子突然失踪了，他原是在彼得堡一个军医学院就读的。不久，他却出现在叶列茨附近的一个水磨坊里，当一名普通的装卸工人，穿起树皮鞋和麻布衬衫，蓄着一大把胡须。他是在“宣传”（提起这个词也十分可怕）的时候被识破的，然后被关进彼得罗巴甫洛夫城堡。我父亲绝非是一个愚昧无知、因循守旧的人，在各方面也不是一个胆小鬼。我童年时就多次听说过，他有时胆大妄为地把尼古拉一世直呼为尼古拉?巴尔金，叫他作粗鲁的家伙。但我也听说过，有时第二天他就完全改换了口气，恭恭敬敬地称他为“可尊敬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陛下……”。我父亲一切都取决于他那贵族的情绪，但到底总有本质的东西吧？所以“逮住了”这个满睑胡须的年轻装卸工的时候，他就只好慌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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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一八五五至八一年的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之子。

    “费多尔?米海内奇真不幸！”谈到这个装卸工的父亲时，他害怕地说。“大概，这个小家伙要处死的。一定会处死的。”他对于重大的事件总是侃侃而谈。“活该，真活该！我很可怜那老头子，但却不能对他们讲什么客气。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