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t（1867—1942），法国作家、记者、政治家，于1908年与夏尔·莫拉斯共同创办了《法国行动》报。和于尔班·戈耶举着的火炬大声高呼：

    那个卑鄙无耻的秘书是比利时人，他是一个伦敦强盗，

    当你了解了那帮人时，就会知道他们只不过都是些外国人、外国佬。

    ［摘自1911年9月的《作品》杂志］

    在铁窗后的那些外国佬都已经心力交瘁：

    每天早上，我们像狗熊在狱中散步，

    我们转呀，转呀，整天在转，

    天蓝得如同海洋，

    每天早上，我们像狗熊在狱中散步。

    ……

    庆幸的是，这种情形未持续多久。9月12日，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被释放了，然而，案件并未了结。诗人在中间人格莱兹的引见下，拜会了代理监察长格拉尼埃。代理监察长的话并没有让阿波利奈尔彻底放心，他说他保护了一个盗窃国家财产、窝藏国家博物馆珍贵文物的人。

    “这样的罪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上轻罪法庭。”

    “还有呢？”

    “判刑。”

    诗人绝望了。

    “最理想的办法是上重罪法庭……”

    “对不起，您说什么？我没有明白。”

    “您无法否认您的罪行。在轻罪法庭，法官执行法律，没有法庭辩论。而在重罪法庭，您可以做解释……”

    阿波利奈尔完全不想作任何解释。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有。不予起诉。”

    “我有可能做到不被起诉吗？”

    “咱们看吧……”

    阿波利奈尔运气不错，他争取到了不予起诉。1912年1月，彻底解除了对他的怀疑。但是，这一灾难性的事件给他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即便他不讲出来，但在心中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他是毕加索的朋友，但对方却不认他，为什么他却不为对方的背叛而痛苦呢？

    他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在一次对质中，不是竟然不承认认识他吗？他每当谈起此事总是心怀无限的苦涩，无法掩饰自己激动而又无奈的矛盾心情。

    ［摘自1946年发表的阿尔贝·格莱兹的《阿波利奈尔，司法和我》］

    一直希望被承认为立体主义创始人的格莱兹十分憎恨毕加索，所以他对阿波利奈尔怀有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打心底里高兴。

    画家毕加索有时也受到诗人阿波利奈尔的朋友们的冷遇。毕加索在遭受冷落的同时，也体会到伴随而来的愈来愈强烈的害怕感：在一段时间内，他拒绝到皮卡尔-阿勒-奥-万斯车站乘坐公共汽车；在街上行走时，时不时地回头看，担心被人跟踪；克里西大街他家的门铃一响，他就提心吊胆。

    五十年之后，毕加索对《巴黎报》就《蒙娜丽莎》被盗一事向他提问题的一位记者承认，他在此事中所采取的态度确实让他十分羞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阿波利奈尔为维护毕加索的名誉、为抵御公众对毕加索的攻击作了无数牺牲，从未在任何场合宣扬过自己，也从未在其作品中夸耀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安德烈·比利是那个不幸事件的见证人和事件的间接参与人。他在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著作作的序言中也没有指名道姓地攻击毕加索，他只讲某某画家……

    丢失的《蒙娜丽莎》于1913年被找到了。原来，它是被一个当时在卢浮宫工作的意大利人盗走的，他希望将此作品归还自己的祖国。此事到此终于结束了。

    对其他人来说，也许是这样；而对阿波利奈尔来说，并非如此。

    一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诗人阿波利奈尔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