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盛的早晨下着雨，密密麻麻，像针线在天与地之间飞快穿梭，噼啪打在地下室窗上，留下一层水雾。窗子贴着人行道，只透进一条模糊的光缝，湿意随着风灌进来，把空气染得发凉。

    李雪醒得比女儿早。她没睁眼，只听声音，就知道是纽约的雨——直直落、重重砸，不拐弯，也不藏情绪。这样的雨像纽约人，说来就来，说停就停，脚步快、心意硬，一点都不留人喘气的余地。

    她一时想起江南的雨。那边的雨是软的、绵的，像是有人躲在天边叹气，一叹就是半天。雨丝落在屋檐上、竹叶里、河水面上，能听见“滴滴嗒嗒”的细声，好听得像旧唱片在下针。江南的雨不讲道理地温柔，连街头巷尾的吆喝声都像裹着水汽，拐了个弯才钻进人耳朵里。

    “纽约的雨，不下心里，”她想，“可也冲得干净。”

    这时，床帘那边响起一声轻唤：“妈，我走啦。”

    她嗯了一声，带着半梦半醒的利落：“带上香蕉，别忘了。”

    李南栀把书塞进帆布包，又抓了根香蕉塞进外套口袋，轻手轻脚地关门。

    她就读的是皇后区一所中等偏上的公立高中。亚裔学生多，西语裔更多。esl教室总是坐满了新来的移民孩子。但李南栀早就不在那里面了。她跳过了英语强化班，直接选了ap

    literature、ap

    history、honors

    civics，还是年级前十。

    她尤其擅长写作，特别是结构化议论文，逻辑清晰，文笔有力。历史老师夸她“论证严密，像个小律师”；辩论社指导老师则私下说她“是那种能申请jd项目的人才”。

    李雪听不懂这些名词。刚来那会儿，她甚至分不清“lle”和“uy”的区别。但她不是没见识的人。她早年在饭馆打工时最喜欢的事，就是在午休时偷听几个老服务员聊新闻、讲香港电影、议论政策。

    “你要是能走文科，就往律师那条路走。”她说，“你说话比我利索，脑子也比我稳。”

    “妈，在美国，学文的才进白宫。”李南栀一边做sat练习，一边回她。

    她放学后不参加社团活动，不逗留图书馆。她直接挤7号线回法拉盛——她们住在那边一个地上地下结合的多户人家一楼，带小半地下单间。

    地方不大，但有独立卫浴、简单厨房，还有个电热炉和微波炉。租金1700包水电，房东是华人，对她们母女不多事。

    门一开，油盐味和淡淡的清洁剂味道一同扑鼻。李雪正围着围裙煎豆腐，锅里炖着小排骨，是打折时屯的冷冻肉。餐桌上有两样青菜，是她前晚收工路过hart超市捡的特价。

    “今天吃得好点。”李雪头也不抬，“白人太太给了我一袋芝士，咱煎个三明治给你明天带着。”

    她们的日子不富裕，但比从前强太多。丈夫去世时，李雪才刚过二十七。家徒四壁，女儿学籍被卡、学校拒收，街坊劝她再嫁，她却摇头：“我不是图个饭碗，我要给她一条出路。”

    有人说她固执，说她命苦。她却冷冷地说：“命是自己走窄的，我走大点看看。”

    李南栀十四岁那年，她们动了走线的念头。

    从中国飞厄瓜多尔，再穿越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墨西哥，全靠蛇头带路。一路走陆路，走黑夜，走无人区。

    李雪出发前花了三个月做准备。她把能问的人都问了，记录每一段路线，每个口岸的难度，每一种可能被遣返的情形。别人以为她只是一时冲动，她却说：“出国不是赌命，是算账。我要知道这账值不值得。”

    那一路，她们坐过闷热的货车，钻过荆棘，睡在满是蚊虫的草地上。一次夜里，有人想抢她的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