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这种地主家中普通都是请一个工人，只有“万户”以上的大地主而又人丁单薄的方才请两个工人。为使工人不致“闲嬲”(“嬲”，当地读廖，“东走西走”或“玩下子”的意思)，除开做杂事外，便要他耕点田。

    D.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

    大中地主的生活，依寻乌状况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新的，即接受资本主义影响多的。他们的生活比较奢华。他们看钱看得松，他们什么洋货也要买，衣服穿的是破胸装，头也要挥一个洋装。派遣子弟进学校也颇热心，或者自己就是中学等类学校毕业的。这种人在地主阶级中比较少，而且是在接近河流、接近市场的地点才有的，多半他本身就兼商人，澄江的王菊圆就是好例。第二种是半新不旧的。他们赞成一点“新”，但随即就批评“新”的坏处。他们也办学校，也做教育局长，但他们办的学校是专制腐败的。做教育局长是为了拿到一种权，可得到一些钱，而不是为了什么“开通民智，振兴教育”。但历来的教育局长多半是他们做，第一种人太新了是做不到手的。他们的生活介在节俭与奢华之间。他们人数在大中地主中占着大多数。守旧是地主的本性，这第二种人为什么也要半新不旧地随和时势一下子呢?完全为了争领导权。因为不如此则领导权就会完全被民权主义派即所谓“新学派”的人争取了去，所以他们有摇身一变的必要。却因他们的经济关系还是在一种封建剥削的状况中，所以他们仍充分表现地主性，那种革新只是表面的。城区的丘伟伍，兼三区的潘奕仁，澄江区的谢嘉猷，就是这个阶层的适例。第三种是完全封建思想封建生活的，他们的住地是在与河流及市场隔窎的山僻地方。他们始终希望恢复科举。他们完全是帝制派，他们欲以帝制主义来打倒民权主义，恢复他们的政治领导，挽回那江河日下的封建经济的崩溃形势。他们的生活很节制。他们至多挥个光头，有些仍是薙去额发一二寸。这种人在大中地主中依寻乌说是占着少数，双桥区(大田)的梅洪馨就是适例。大中地主阶级中新的占百分之十，半新的占百分之七十，全旧的占百分之二十。但所谓新的，是说他们走向资本主义化，不是说他们革命。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还有一种情况要说明的，就是大中地主阶级的新旧，不仅是以地域的原因(河流与山地，近市与远市)而形成，还有以年龄的原因而形成的。一家之中，老年人多半守旧，少年人多半维新，中年人就多半半新不旧。这种年龄的原因即是时代的原因。老年人受旧制度熏染最深，同时他已行将就木，也无能力讲新，所以只得守旧。少年人受旧制度熏染浅，同时不维新没有出路，所以他们比较不顽固些。中年人则介在二者之间。举一个例，大地主“屎缸伯公”是很顽固的。他的儿子便主张办学堂，但办出来的学堂却是半新不旧。他的孙子则往广州，往上海，往北京，往英国，有六七个出外读书，研究所谓“新学”的。不过无论怎样研究新学，依然是彻底的反革命。“屎缸伯公”的孙子潘作琴在英国医科毕业回来，现在汕头行医，称汕头西医第二个好手，每天收入四五十元，每月能收千多元。他初回国时，寻乌教会医院出千二百元一年请他，不肯就，因为他在汕头的收入更要大。

    E.小地主

    小地主(二百石租不满的)数目更多，以地主全数为一百，则大地主(租五百石以上)占百分之一，中地主(租二百石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九，小地主占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的子弟许多是进中学校的，县政权如财政局、教育局、保卫团等也是他们抓到的多，特别是祠堂蒸尝费用[32]几乎全部在他们掌握之中，小地主及富农是很难过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