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着刑法第三十九条去的，故意让法庭问询失去了意义。当时，鉴定医师诊断古泽患有综合失调症，法院也采纳了这一鉴定结果。尽管之后媒体曝光了卫藤律师和鉴定医师是旧相识一事，但当时检方已经放弃控诉，法院的判决也已尘埃落定。

    法庭上，卫藤律师装模作样地陈述，说被告古泽患有精神障碍，很可能源自他在幼儿时期曾遭受的虐待。

    他说，被告在幼年时代，曾被父母当作负担，套上狗链监禁。

    还说，被告一次也没听父母说过爱自己。

    还有，虽然现在已经痊愈，但被告身体上曾有过无数被施加暴力的伤痕——

    当然，法官们并没有采纳辩护律师的这些推论，但不难想象，陈述中出现关于虐待的记录，深刻影响了法官的主观印象。

    不过这些都是谎话。古泽家人是普通上班族，加上他是独生子，父母对他可以说倾注了相当的爱和心血。古泽开始显露出反社会倾向，是在中学毕业之后，而且是他无心学习、天天和地痞流氓混日子带来的必然结果。

    然而，卫藤搬出在法庭斗争中这么讲能争取无罪判决的论调后，古泽的父母认可了这部蹩脚的剧本。

    上述事实全是在判决结果确定后才浮出水面的，对舆论几乎没有产生影响。正如俗话说，打铁要趁热，一旦过了时候，大众和媒体就不会再继续关注了。事情告一段落之后，即便挖掘出了新的真相，人们的兴趣也早就转移到了新的事件上。

    虽然也有记者对人们注意力转移速度之快感到不舒服，但尾上并非其中一员。对尾上而言，不管是被告人一方的策划，还是检察院和法院的草率，又或是大众的幼稚，在报道价值的层面上，都有着同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