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了一下，有些同志还检讨了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这是很好的事情。检讨的目的在于得出经验教训，不在于把责任加在个别同志身上，因为加在那些同志身上没有好结果，把同志放在磨子里头磨成粉，有什么好处呢?能不能解决问题呢?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实践，学会了把自己做的事情加以分析，并且要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这就是辩证法。如果事情没有搞好，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没有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6]同志讲:事情怎么样办?照辩证法办事。我赞成他的话。你们各部分开会，检讨历史，大革命时期也好，内战时期也好，抗战时期也好，那部分也好，这部分也好，第一个出发点就是团结。讲团结那就一团和气吧，开会喊一声“团结”，再喊一声“团结”，不就完了吗?照辩证法办事就还没有完，要分析，要批评，要搞清问题，分清是非轻重。讲团结就要加上分析，并且是精密的分析，这一面看一下，那一面看一下，反复地看，思想酝酿成熟。我们有很多经验证明，搞错事情常常是因为看了这个侧面，没有看那个侧面，只听这一面的话，没有听那一面的话。人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长一个岂不好吗?这很可以研究一下，我看长两个耳朵的好处是:这个耳朵听这一面，那一个耳朵听那一面。团结加上分析，对各种矛盾的意见、不对头的意见，对每个人的意见，都加以分析:或者全部是对的，只是句把话不好；或者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不对的；或者全部是不对的。分清是非，然后落在一个地方，就是团结。我们讲团结，是从团结全党出发，不是从团结一个山头出发，不是从团结小部分人出发。如果不谨慎，头一步走得就不对，就不是为了团结，第二步分析工作、批评工作也不很妥当，那末，落下去的地方就必然是不团结。这种情况，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了解这些历史很有好处，它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觉悟了，盲目性逐渐减少了、去掉了。我们有了现在这样一套正确的方法，这对于我们准备在中国的胜利，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学习和研究，会不会达到胜利呢?会要达到胜利的。这几年全党的工作中有一个整风，就是要在思想上准备胜利，很快我们党要开七大，也是在思想上准备胜利，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客观条件有了胜利的可能性，我们现在要加紧主观条件的准备。

    在山头主义问题上，各位同志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你们毕业以后到每一个地方都要估计到各种情况。王震[7]同志率部南下出发时，我对他讲:第一条叫要看到光明，第二条叫要看到困难。要看到光明也要看到困难，这是辩证法，是矛盾的统一。又是光明又是困难，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呢?讲光明就讲光明嘛，又讲什么困难?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这样的时候，只讲光明，讲不得黑暗，这不是辩证法，没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我们讲光明，同时一定要讲困难。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进抗大的学生过五关斩六将，像潮水一样涌向延安，滔滔而来，源源不断。我那时不太忙，给他们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所讲的大都忘记了，但有一点我还记得。我说同志们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绥远[8]、新疆，“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抗战的事是为了国家。我说清凉山上插了一面旗子，叫做新民主主义，中国要独立，要民主，要解决民生问题，这些对不对?很对。有没有希望?很有希望。叫不叫光明?叫光明，十分光明，不是九分光明。但是你们跑到延安来，幻想得很好，把延安看作天堂，这样想就错了。延安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是人间，在天之下、地之上。我一点没有讲错，正确的方法是把延安看作中国社会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