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例如“星四聚餐会”[18]等，则应设法予以解散。

    (五)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六)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七)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八)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19]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十六

    薄一波同志三月二十五日关于“五反”的策略和部署[20]很好，各城市均应仿行。上海“五反”的重点首先放在占六十二万人中的四十三万人方面，是正确的。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21]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十七

    必须将一切真正的贪污犯、贪污嫌疑分子和弄错了的人按照中央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认真地如实地加以判处和审查清楚，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对赃款凡能追出者必须一律坚决追出，惟不得累及无辜家属，不得派人到农村追赃款(除个别确有大赃存在农村、社会舆论认为应追者外)，不得硬追那些本来追不出的部分。[22]

    (一九五二年五月九日)

    十八

    一、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谭震林[23]同志提出上海清算出十万亿违法所得数，超过了资本家一九五一年的实际所得，他们准备降至四万亿，提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我们认为二分之一的比例太多，三分之一的比例则稍微少一点，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一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三百六十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二、补退时间，除少数确能和确愿早日补退者以及极少数应没收者外，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九月或十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杭州的处置很好。三、各城市应照杭州那样，由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亲手审查几家大厂店，做出模型，说服干部和工人(必须适当地着重地去说服他们)，同时即向一切违法资本家宣示我们的宽大和认真的态度，显示我们的“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杭州市的经验很具体生动，值得大家一看。四、此外，调整城市交流，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应当说服干部积极从事经济工作，不要采取消极态度等项都是很重要的。天津市委亦提出了工缴费不应苛刻的意见，统望各地注意。五、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六、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