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很多问题周恩来同志都讲了，我就不要讲很多了。

    第一，党内生活问题。七届四中全会[1]以来，我们的党内生活有些呆板，不活泼。四中全会是应该召开的，反对了高岗[2]那一种破坏性的煽动，增强了党的团结。这以前，我们党内有相当一些同志不够警觉，不够自觉，上了高岗的当。所以，把高岗这个“围子”塞起来是必要的。如果不塞起来，还让他再搞一年，那我们的党就会被搞得很乱。可是在高岗问题被揭露出来以后，我们党内又产生了另外一种现象:谨小慎微，莫谈国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生怕犯那个错误。现在我们就讲清楚，国事有两种:一种是破坏性的，一种是建设性的。像高岗那种破坏性的国事就不要去谈，但建设性的国事就要大谈特谈，因为它是建设性的。

    我们党有这样一段历史。在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是比较活泼的，五万多党员，生气勃勃，但是由于后一个时期陈独秀的右倾路线错误[3]，革命失败了。后来我们就搞武装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个时期，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连搞了七八年。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例如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4]以后有一个短时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5]以后有一个短时期，六届三中全会[6]以后有一个短时期。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这三次“左”倾路线都跟共产国际[7]有关系，特别是王明路线[8]。第一次“左”倾路线[9]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倾路线[10]从共产国际学了一些东西，但那个总的路线算是中国自己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就不同了，连六届四中全会[11]的决议案都是俄国人给写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最大，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还有张国焘的右倾路线[12]。鉴于这些教训，我们开展了一个整风运动[13]，接受好的东西，批评和纠正错的东西，主要口号是又团结又斗争，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统一和分散的问题也有历史的经验教训。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非常强调集中统一，不许讲不同的话。比如“失败”这两个字就是讲不得的，事实上是失败了，可是不能讲失败，如果讲了，你就是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给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很大的独立性。但是，后来又发展到了有些根据地闹独立性，不应当由根据地自己发表的意见也发表了，应当听中央指挥的也不听。当然，这同第二次王明路线[14]是有关系的。于是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15]等来进行纠正。在纠正的时候，我们仍然给各根据地保留了很大的自治权力。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又发出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16]，逐步把这种过于分散的状态纠正过来。这种过于分散，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适用的，后来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就不适用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各自独立地去搞了。

    但是最近这几年又有一种偏向产生了，这就是集中过多了。有些问题，比如工业的集中问题，工厂要有多大的自主权，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有多大的自主权，地方要有多大的自主权，都还没有研究好。如果说苏联革命成功四十年了对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研究好，似乎我们也可以原谅自己，因为我们革命胜利才只有这么几年，而且有些东西既不是中央的决定，也不是地方的决定，就是那么照搬过来了。

    总而言之，我们党有这么一段历史，要想一想这段历史。曾经有很集中的时期，那就是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也曾经有很分散的时期，不应当分散的也分散了，那就是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那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