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张之洞当四川学政，特加识拔的门生。这两人由于湖南巡抚陈宝箴的特荐，与谭、林同被召见，加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此刻正在内廷当值。有此剧变发生，自无不知之理，亦无不飞函告变之理。

    果然，杨锐的儿子杨庆昶，气喘吁吁地赶了来，送来一封信，拆开一看，便是那道慈禧太后自即日起训政的上谕。

    “此局全输了！”谭嗣同惘惘然地对梁启超说：“卓如，我们四个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是奉旨‘参预新政’。太后训政，当然仍复其旧，谈不到新政，我亦就无事可办，闭门待死而已！不过，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亦是我辈的本分。卓如，你犯不着牺牲，不妨投日本公使馆，请伊藤博文打电报到他们上海领事馆，安排你出洋，留着有用之身，以图后起。

    如何？”

    这是个好主意。刚在前一天为皇帝召见的、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很同情中国的新政，当然会营救他出险。不过，“复生，你呢？”梁启超问。

    “我不能走！原因很多。最明白的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朝廷一定责成家父交人。你想，不肖能累及老亲吗？”

    “是！”梁启超肃然起敬地说，“复生！倘有不测，后死者必有以成公之志。”

    “正是这话！”谭嗣同欣然微笑，握着梁启超的手说：“吾任其易，公任其艰。”

    看到谭嗣同处生死之际，如此从容，梁启超反觉得迟徊不忍，是感情的浪掷。因此，庄容一揖，挺起胸来，大步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