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为什么呢？”恭王皱眉问道，“莫非……？”

    宝鋆说话向来无保留，大声接口：“河南人嘛！胜克斋在河南搞得太不象话了，周、李两公，不如此表示，对他们的老乡，怎么交代？”

    这倒是心直口快，一语破的，恭王心里有数了。所以在内阁会议的那一天，尽让周祖培和李棠阶痛斥胜保，先教他们泄了愤再说。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周祖培拍着桌子说：“象这样纵兵殃民，贪污渎职，辜负朝廷的统兵大员，百死不足蔽其辜！”

    “芝老说得是。”恭王胸有成竹地徐徐发言，附和之后，陡然一转，“不过，俗语说得好，‘投鼠忌器’，胜保已经在刑部狱中，随时可诛。我想——我们还是先撇开胜保来谈吧！”

    周祖培一楞，不知道撇开胜保，还有什么人、什么事要扯在这件案子里来谈？

    庙堂之上，不便说什么不够冠冕堂皇的，迁就现实的话，于是撇开胜保这个人，谈他所隐匿的财产。这件事归宝鋆管，他象聊闲天，谈新闻似地，把多隆阿奉旨查抄的情形，以及从他处得到的消息，胜保在谁那里可能隐匿了些什么财产？派什么人搜查？用什么方法？诸如此类，娓娓言来，虽嫌琐碎，听来倒也有些趣味。

    第一次集议，就这样糊里糊涂结束了。不多几天，两江总督曾国藩的一道奏折，为恭王和他的同僚，带来了新的困扰和忧虑——胜保在苗沛霖以外，又下了一着狠棋。

    曾国藩的奏折中说：江南提督李世忠上书，愿意褫夺自己的职务，为胜保赎罪。这是件异想天开的事，而以前方的一个武官，干预朝廷处置获罪大臣的威权，不但冒昧，而且荒唐。照道理说，在曾国藩那里就应该受到一顿申斥，可是曾国藩未作处置，据实代奏，只略略声明他所以代奏的原因是：“不敢壅于上闻。”

    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了解李世忠与胜保的关系的人看，其中大有文章。曾国藩的意思是表示，如果不为李世忠代陈他的请求，可能就会有麻烦，而这个麻烦是连他这个节制四省兵权的两江总督都料理不了的，所以“不敢壅于上闻”。

    “你们三位先商量商量！”恭王把奏折交给了文祥、宝鋆和曹毓瑛，摇着头说：“我头痛得很！”

    他们那三个人又何尝不头痛？聚在一起，把曾国藩的那道奏折，反复看了几遍，不知如何批答。

    终于，文祥说了这么一句：“我看，李世忠的用意，也不尽是报私恩，有个替胜克斋表功的意思在内。”

    宝鋆不甚明白他的意思，曹毓瑛却大有领悟，连连点头：“这看得深了！”

    “怎么呢？”

    “咸丰八年九月，胜克斋招降李世忠，裨益大局，确非等闲。那时李世忠不叫李世忠，叫李昭寿。”

    李昭寿原是捻匪，与洪军合流，在长江北岸的滁州、六合一带与官兵作战。咸丰八年秋天，李秀成与陈玉成合力稳定了长江北岸，进窥皖北，滁州交李昭寿防守。他部下的纪律极坏，而且不是洪军的嫡系，所以陈玉成一向轻视他，使得李昭寿起了异心。

    于是胜保设法俘获了他的全家，相待极厚，李昭寿考虑了切身利害，献出滁州城，接受了胜保的招降。奏报到京，赏给二品花翎，赐名世忠，授职总兵，仍旧让他驻军六合一带。

    “从那个时候起，江宁的洪军与皖北不能连成一气，未始不是李世忠阻隔之功。这论起来，也算是胜克斋的功劳。”

    “但要挟制朝廷就不对了！”文祥皱着眉说，“李世忠只怕也是第二个苗沛霖，听说那一带的土匪盐枭，都出入其门，李世忠的外号叫做‘寿王。”

    “那，”宝鋆惊讶地说，“不又要造反了吗？”

    其余两个人都不作声。好久，文祥握着拳，神色痛苦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