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中有个“义”字在内，所以深深点头称是。好在他此来是衔命安抚，只要吴毓兰心无不平，不会闹出事来，他非所问，因而敷衍一阵，第二天就赶了回去复命。

    这时李鸿章已回驻山东济宁。腊鼓声中，将星云集。从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十岁那年最后一次出巡，登泰山、谒孔陵以后，济宁城内，从末见过这么多的红顶子，也从未见过这么多的兵，好的是打了胜仗，不会象溃败官兵那样骚扰。

    又是胜仗，又是过年，当然要发恩饷。不论湘军、淮军士兵饷多饷少，要看长官用度的奢俭，手面的松紧。带兵官还有一个彼此相传的心法，士兵的饷就算全数领到了，也不可发足，说是弟兄一有了钱，喝酒打牌逛窑子，就不肯拚命打仗了。至于那些扣着的饷，要留在紧要关头，作为招募死士选锋之用。现在东捻剿平，李鸿章已立即开始裁遣的计划，仗不必打了，发饷不该再打折扣，传谕粮台，每人发欠饷两个月，恩饷一个月。还有三个月欠饷，他已经找新任江苏巡抚丁日昌，仿照左宗棠的办法，在上海“借洋帐”。关税已为左宗棠捷足先登，奏准作为借洋帐的担保，亏得还有水陆关卡，见货抽税的厘金可用来还债，所以这笔洋帐一定可以借到，供他以发欠饷作路费来裁撤淮军。

    驻在济宁四周的军队，过了很热闹的一个年，钦差大臣行辕，也是日日大排筵宴，慰劳庆功。李鸿章表面上兴致很好，暗地里心事重重。第一件是李允、任三厌等人，逃到盱眙，正为李昭庆包围，将次就歼时，忽然李世忠开圩收容，说是奉了安徽巡抚英翰的命令招抚。

    接着，果然是英翰派了差官，拿着令箭把李允、任三厌这几个匪首捉了去，据说要由李世忠带着他们到山西，去招降由陕西逸出的西捻张总愚。李鸿章深知李世忠就靠不住，怕英翰受愚，别生枝节，依然要牵连到他身上。

    第二件是裁遣淮军尚未奉旨，刘铭传却已坚决求去，酒后的牢骚极多。此外郭松林、潘鼎新也要请假回籍，变成把办理善后的一副千斤重担，都压在他一个人肩上。

    转眼就是同治七年，大年初一上午，淮军将领正替李鸿章拜完了年，突然兵部“六百里加紧”的专差到了，打开廷寄一看，不准李鸿章缴销关防，裁遣淮军亦只准了一半，淘汰老弱，得力可用的，仍当留营，接下来又说：“河北防务吃紧，刘铭传所部，最为得力，着饬该提督将所部稍微休养整顿，即移得胜之帅，驰赴豫省，相机防剿，毋令晋捻得以奔突。至将士久役于外，敌忾同仇，朝廷既悯其劳，且嘉其勇，未可遽萌退志，着该大臣加意拊循，以示体恤。”

    淮军大将中，就是刘铭传去意最坚，偏偏朝中就挑上了他，然而这又不是铭军一支的调动，不准缴销钦差大臣的关防，则意味着打了东捻还要打西捻，这在李鸿章也是万分不愿的事。

    “还是饶不过我，饶不过淮军！”他向部将问计，“大家看，如何才搪得过去？”

    “这个仗不能打！”

    是刘铭传第一个发言，他解释了这个仗不能打的道理，第一是事权不专——张总愚已由山西窜河入南卫辉一带，预备由大名府进窥河北。此刻奉诏保卫京畿的军队，有直隶的直军、河南的豫军、安徽的皖军、山东的东军、山西的晋军、黑龙江的马队、崇厚的洋枪队、神机营荣禄的威远炮队。而被李鸿章指为“放贼出山”的陕甘总督左宗棠，由陕西追到山西，却又精神抖擞地上了一道奏章，说山西泽潞一带，积雪难行，决定不避艰险，由平阳向西，横越太岳山，出峻极关这一条捷径，直趋邢台等地，往南迎击。这么许多将帅在大河南北，论资望，接刘长佑而任直隶总督的官文为首，论办事，左宗棠跋扈而不替人留余地是出了名的，此外那些旗营的统领，没有一个没有来历，谁也惹不起，所以淮军一去，吃力而不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