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在回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森林”栏目关于为什么要走红军长征路的问题时，潘岳动情地说：“我偏爱历史，同时也喜欢读党史。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80周年了，有着伟大、光辉的历程，但我认为最感动我的是红军长征的这段历史，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共产党的条件最差，敌我力量最悬殊，环境最艰苦，可相反，斗志最昂扬，感情最纯洁，理想最坚定。当时拼到最后就剩下了几万人，自然条件非常险恶，但就这样还是走下来了，一直往前走，不回头，不掉队，是什么精神促使他们走到底的？我觉得，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是奉献、无我、战胜一切、超越一切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在遵义旧址上，一些老同志对我说，那时候，他们连第二天会不会被消灭、能不能生存、能不能站住脚都不知道，而领导人在一起谈的居然都是国际形势。跑到陕北后，第一件事居然是开党的民主生活会，开展讨论，进行自我批评。那时候人困马乏，只剩下8000人了，大家关心的却仍是这样的宏观大问题。还有像抢夺泸定桥的时候，大家都争着报名当敢死队员，在那个年代，你要是死了人们都无从知道你是谁。这一切靠的是什么？就是靠伟大的精神。这种精神如果不去亲身体验走过，根本无法体会。”潘岳把走红军路时的一些感受用笔写下来，如《攀越雪山》《生命之桥》和《蜀南竹海行》，都被誉为散文中不可多见的佳品，这些文章被收录进《潘岳诗文集》，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后，让读者见识了潘岳“锦心绣口”的一面。

    腹有诗书气自华，潘岳风流倜傥的才情，在高层中是人人尽知的。作家海岩这样评价潘岳和他的诗文：“潘岳第一次令我动容的，其实是他的散文。一篇《攀越雪山》，写得何其好啊！顿觉幼稚之说原是大大冤案。《托起草原》也很精彩，《蜀南竹海行》亦颇传神，潘岳的散文几乎篇篇都好，因为这些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政治诗文已然久违，一朝得闻顿觉满耳轰鸣，振聋发聩，瞬间可令狭窄的胸襟变得博大，短浅的目光变得高远。历史荣辱、国家成败、文明兴衰，也都重新变得引人注目！让人思想万千了。”

    对于久历官场而仍保持写作热情的潘岳，海岩感慨道：“时光的‘锻炼’使许多人退隐为仙风道骨的‘山人’，堕落为只问五谷的‘俗人’，但是潘岳，依然像我们年轻时都曾渴望的那样，执着于做一名被社会和民众所需要的‘儒者’。这是我在潘岳的散文中分明看到的情怀。沿着这样的心迹线索重读他的诗，成见中的‘幼稚’已荡然不见，只见到一腔热血，一以贯之。我承认，像潘岳这种壮怀激烈、精忠报国的心态，这种共产党人传统的自信和骄傲，这种对民族对历史的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我们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常有了。我们不常有，可我们都希望那些从政的人常有，都希望那些官员们还能保持潘岳诗文所弘扬的那片热血之心、赤诚之心，忘我救世，立志不朽！”

    有人评论道：“潘岳诗文的价值还在于塑造了一位当代青年从政者的真实形象，他具有丰富和袒露的灵魂、复杂和坎坷的遭际，这个意义并不亚于作品本身的意蕴。作者以……一种敢哭、敢笑、敢怒、敢歌的方式，以表达一位年轻从政者的鲜明个性、想像力和炽热的情感，这是尤为令人感动的。潘岳认为：做人比做官重要，只要你还死撑着那副凌凌风骨，你就会去写诗、去爱诗，甚至，从政者少一点‘韬光养晦’，多动点儿感情、多讲点儿真话、多修点儿情操、多想点儿诗文，至为重要。如他所言，诗文也确实可以用来改造一点儿社会风气，他所提倡的就是一种新的有时代感的文化精神。”

    而南怀瑾在《潘岳诗文集》的序言中说他“中年气盛，锐气如风雷”，更为传神地道出了一个官员和一个书生形象叠加后的鲜明性格。看了这篇诗文集，就不难理解作者的抱负，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