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然后越过非洲到波斯和苏联。他曾在沙漠迫降过；也曾在爱尔兰海面上依靠橡皮救生筏漂浮过两天；还曾用降落伞落到缅甸的日本占领区的，然后徒步长途跋涉走到印度。

    他们在暴风雪中抵达普雷斯特韦克，斯鲁特不仅精疲力竭，昏昏欲睡，分享了比尔。芬顿的白兰地之后已醉意醒脑他还对战争具有了全新的视野。在他昏昏沉沉的头脑里闪过了一幅幅图景：各种各样的飞机，成千上万的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在地球上空南北东西穿梭飞行，同天气搏斗，和敌人尽战；轰炸城市、铁路和行军的纵队；越过海洋、沙漠和高山；这是一场修昔底德①所无法想象的战争，一场由象比尔。芬顿这帮子人驾驶的飞行器在这个星球上满天横冲直撞的战争。直到今天为止，他从未想到空中的战争。至少是在此刻，他念念不忘的那份《万湖会议纪要》、那画着三个黑圈圈的波兰地图和那每日一列一列载着千千万万犹太人去屠场的欧洲列车，算是从他脑海中消失了。而他对这次飞行也就更加感到心惊肉跳，害怕得差一点走不下火车。

    他们到达机场的时候，飞机正在做起飞前的准备。他们穿着臃肿笨拙的飞行服、救生背心，戴着厚厚的手套，降落伞在背后荡到膝盖以下，步履瞒珊地走出报到室。室外大雪纷飞，他们没能一下子看清飞机。芬顿领着斯鲁特朝飞机马达声响处走去。飞机能在这样的天气起飞，对莱斯里。斯鲁特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一架四引擎的轰炸机，里面没有座位。机舱的地板上，有十多个返回去的渡运驾驶员横七竖八地躺在垫货板上。飞机艰难地起飞了，斯鲁特的腋窝里直淌冷汗，芬顿冲着他的耳朵大声嘶喊着，说根据天气预报，逆风风速每小时一百英里。他们也许不得不在格陵兰那个北极的鬼屁眼里着陆。

    莱斯里。斯鲁特是个胆小鬼。他知道这一点，并且早就不再想克服它了。甚至乘坐一辆爱开快车的人驾驶的小汽车，他也会神经高度紧张。每次乘飞机，哪怕是乘DC—3 型飞机作一小时的短途飞行，在他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此人现在自己就坐在一架拆掉了全部设备的四引擎轰炸机里，在隆冬十二月里越过大西洋向西飞行；这架嚎叫着吱吱咯咯响的旧飞机，冷风通过漏气的空隙不断钻进舱内，象啼饥嚎寒般的响声一直不停。飞机迎着冰雹在上升，冰雹打在机身上象机枪一样僻僻啪啪，它颠簸着，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好似一只风筝。借着从结了冰的窗口透进来的股俄亮光，斯鲁特能够看到那些躺着的驾驶员发青的面孔，布满汗珠的额头，也可以看到一只只颤抖着的手把香烟或酒瓶挪近紧闭着的嘴唇。这些飞行员看上去跟他完全一样，也已吓得魂不附体了。

    芬顿在火车上曾对他讲过，北大西洋的逆风在低空时风力最大。飞机得爬高上升，超越这种气流，进入空气稀薄的高空，以节省燃料；但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机身上结冰非常快，除冰器根本来不及工作。同时，化油器在零下气温中会冷却结冰，继而引擎就会熄火。毫无疑问，很多飞机就是这样报销的。当然，开始结冰时你可以设法继续升高，越过湿冷的气层进入干冷气层，那就得靠氧气面具来维持生命。否则就要迅速下降，也许要降低到紧贴海面的高度，那里的暖和气流可以将冰融化。斯鲁特明知故犯地问了他一声：“难道在水面就不存在结冰条件了吗？”

    “那还用说，当然有，”芬顿回答说，“我告诉你我的一次经历。”接着他就大讲起一件令人毛骨惊然的往事。有一次在纽芬兰海面上，机身结满了厚冰，差点旋转着冲进海里。

    飞机继续翘首向上爬升，零散物件也不断地朝后滑去。有些驾驶员煤缩在破毯子里打鼾。芬顿也舒展四肢躺下闭上眼睛。突然机身上发出一阵金属的撞击声，顿时吓得斯鲁特的心脏停止跳动——或者说他觉得是这样。芬顿睁了睁眼睛，咧开嘴朝他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