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卡尔。马克思，这个传播经济上的伊斯兰教、一文不名的穆罕默德，他的嘈杂脱耳的教义就是建立在英国经济学家理论上的。他的基督启示录式的幻想就是在大英博物馆对他的盛情接待中创立的。他阅读的是英国书籍，生活靠英国的慷慨大度，写作得到英国自由的保障，同英国人合作，死后葬在伦敦的一个墓地里，而这一切人们都忘记了。

    太阳落山了。夜幕就要降临，寒冷顷刻将至。两位情报官员招呼让我搭他们的卡车。靛蓝的天空中涌现出第一批星星。我最后朝阿拉曼战场上的死者环顾一眼，轻声地为这些可怜的亡灵祈祷，曾几何时，这些德国人和英国人在托布鲁克的咖啡馆里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丽丽。玛琳”，搂着同一批卖笑姑娘。现在他们一起躺在这里，他们的青春欲望已经冰冷，他们的思念家乡的歌曲也沉寂了。

    “晦，这件事可真是下践作孽！”

    小威廉明妮说。

    “不，不，我的小姑娘！”他说——帕米拉。塔茨伯利写道：正当我父亲用惯常韵味背诵这些诗句时，电话铃响了。是叫他去会见蒙哥马利将军的电话，他立刻去了。可是第二天上午一辆卡车却送回来了他的遗体。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预备役军官，他被葬到亚历山大郊外的英国军人公墓里。

    伦敦《观察家》要我续完这篇文章。我试了试。我虽然还有父亲手写的三段笔记手稿，但我写不下去。我只能为他续完骚塞的诗句，我父亲战地报道的生涯也就是以这句诗结束的——“这是一个著名的胜利。”

    这时飞机在恶劣天气的上空嗡嗡飞行，天空明亮湛蓝，阳光照射在覆盖大地的白云上，使人目眩。斯鲁特心情沉重地倒在椅子里。他心里在想，从伯尔尼一路来，不仅仅在距离上而且在思想上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道路。在瑞士首都的暖房里，在中立的舒适气氛笼罩下，对犹太人的关怀好似一株疯长的植物在他心头成长。现在他已回到现实中来了。

    如何才能唤醒美国的舆论呢？怎样才能摆脱“元首的脸”那样的傻笑、芬顿的玩世不恭和冷嘲热讽呢？最重要的是，怎样才能和“基德尼山脊”这样的文章竞争呢？塔茨伯利的那篇文章写得感人肺腑、扣人心弦，描绘了一场大屠杀，但对欧洲犹太人来说，不存在基德尼山脊这样的机会。他们手无寸铁，根本谈不上战斗。他们大部分人甚至连想也没想到，一场大屠杀正在进行。送往屠宰场的绵羊是令人不忍思考的。人们要转而去想别的东西。现在有一场惊心动魄的世界性戏剧供人观看，这是一场赌注下得最大的竞赛，主队最后会获胜。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终究是无法同基德尼山脊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