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美国驻伯尔尼公使馆的公使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以后又收到莱斯里。斯鲁特的来信。自从德军占领法国南方以后，从美国发出的普通邮件便收不到了，而且官方邮包也没有了。但中立国的外交邮包提供了往返传递信件和报告的非正式途径。斯鲁特在瑞士外交部里的一位朋友给塔特尔带来了这只厚厚的信封——为了另外一桩事情和他会面，谈完话之后交给他这个信封，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

    亲爱的比尔：首先我必须表示歉意，因为我附上的有关百慕大会议的备忘录字迹写得恐怕难以辨认。为了护理一只扭伤了的足踝，我只能躺在床上作书。我已辞去了外交部的职务，因此办公室和秘书我都没有了。

    由于跳伞不慎，我扭伤了足踝。现在为你潦草地写几行的是一个变了样的莱斯里。斯鲁特！我一直是个——说得宽厚一些——胆小的人。但离开国务院之后，却到了战略情报局。自此以后，我一直在奔波，不知道何处才是安身之所。不过，我却有一种快乐感，这是一种新鲜的尽管是使人惶恐的感觉，好比一个摔到飞机外面的人发现自己在下坠时竟能欣赏——不管多么短暂地——四周的景色和冷冽的微风一样。昨天跳伞以后，下坠时的景象经常在我脑子里出现：一场骇人的恶梦，尽管令人心惊胆战，却又使人欣喜若狂。

    你当然知道战略情报局的情况。我还记得，“疯狂的比尔”多诺万将军去年匆勿路过伯尔尼时曾惹得你冒火。这是一个临时凑合的情报班子，一个极端希奇古怪的单位。显然，关于我正在干些什么，我能告诉你的不多。但我正在干一些事情；在脱离了国务院之后，这的确使我感到快慰。我经历了一场职业上的大灾难，但形势发展得如此快，我实在无暇自怜。

    比尔，国务院是座宝殿，里面的美人全都给绑走了。剩下的是一群吱吱叫的整天无所事事的阉宦。外交政策大部分为罗斯福先生和霍普金斯先生两人所左右；其余部分则由多诺万将军的班子插上一手。国务院里这些太监继续有名无实地散发官方文件，而这些文件的价值跟草纸差不了多少。

    如果这一切听起来不大顺耳，要记住我已经毁掉了我的专业，放弃了十年的宝贵资历，因为我认为这是真理。国务院在百慕大会议上所作所为断送了我的前程，也许这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反正我是早晚要滚蛋的。犹太人问题已发展成为象癌症一样折磨着我，而布雷肯里奇。朗只能使我的情况恶化到精神错乱的地步。现在我已脱离苦海，走上了康复的道路。

    朗把我调到欧洲事务处，这是你知道的，去处理犹太人问题。他那时经受异常沉重的压力，要他设法打破从希特勒那里逃亡出来的难民所面临的签证问题已经形成的一个僵局，同时为那些被横加罪名、一批一批被消灭的犹太人做些事情。他是个掉在水里的人，拚命要捞救命稻草。我想，他要在科里安插一个享有“亲犹”名声、善于花言巧语的人物，这个人能对犹太人表示无限同情，尽管没有任何帮助他们的实权。而且我想他指望我，作为一个善良而忠诚的国务院雇用文人，去执行他的政策，不管这些政策多么不合我的脾胃。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当初要接受这个职务。答案是，我也不知道。我看我那时确实希望朗是说了话算数的，希望我能在犹太人问题上发表见解，使局面松动，使有关方面放宽限制，起到缓和作用。

    如果我曾抱有这种希望，那么我当时确实是自欺欺人。从一开始，直到我在百慕大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离去以前，我到处碰壁。总的说来，我现在为布雷肯里奇。朗感到遗憾。我甚至不把他看作戏中的坏蛋。他成为这样的人物实在身不由主。他把我派到百慕大去无非要我充当基督徒里的索尔。布卢姆，一个明显抱有亲犹态度的起配角作用的外交官。有朝一日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未来的国会调查会上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