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耀着带有热病症状的光芒。

    “你的叔叔看样子病得厉害，”伯爵夫人在院长室里说，她把娜塔丽请来喝一杯“马鞭草茶”，这种茶喝起来象，也许真的是，煮沸的草。

    “他几乎死于内脏出血，”娜塔丽说“我丈夫说，他短期内不能回巴登一巴登去。在他康复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会把他迁到疗养院去的。亨利夫人，将军告诉我你是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毕业的，取得巴黎大学研究生学位。不错，你愿意做点有益的工作吗？”

    伯爵夫人陪娜塔丽走回她的住所。夫人宣称，这种鬼地方对一个美国人来说，即使是偶然死在里边也不合适。她逗路易斯玩，咕咕地叫，或者更准确地说，呱呱地叫了几声。她决定要把他们迁到象样的住所去。她带领娜塔丽来到医院附近一幢古老的大宅第，这所大楼已经改建成为分套出租的公寓，住户都是医院里的人。在那里，夫人当即为她和婴儿解决了膳宿问题。黄昏到来时，她已把母子俩安顿在新居，上警察局去办好手续，并在内依耶郊区德国行政官员那里办妥了迁入手续。临走时，她答应明天早上再来领娜塔丽乘地铁到图书馆去。她还说她会找一个人照料路易斯。

    这位从天而降的恩人，这位脾气乖戾的老太太使娜塔丽感到受宠若惊。她被流放到德国这段经历使她处于一种不太强烈的、但持久的震惊状态。在巴登一巴登的旅馆里，怀有敌意的德国职工、无休止的以德语进行的谈话、用德语写的菜单和标志、门廊和走廊里的德国秘密警察以及被拘留的愁容满面的美国公民——这一切使她神思恍惚，她能意识到的东西仅限于她自己本人和路易斯，他们两人每天的生活需要以及可能出现的危险。当那位瑞士代表使她确信，好几个属于特殊情况的美国公民事实上在德国占领下的巴黎过着自由的生活，并向她保证，瑞士当局会象在巴登一巴登一样把她置于保护性监督之下以后，这次到巴黎去的机会对她来说好比一个身系囹圄的人获得赦免一样。但在伯爵夫人出现之前，她很少出去溜达，领略一下巴黎的风光。她整天躲在斗室里，逗着路易斯玩或者看看旧小说。每日晨昏两次，她来去匆匆地到医院探望叔叔，生怕警察找她麻烦，而且她对自己的证件也缺乏信心。

    到了图书馆工作以后，她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工作是最好的镇痛剂。她开始到处走动。地铁里第一次的证件检查着实使她惊慌，但毕竟平安无事。本来，她在巴黎就差不多和在纽约一样毫不觉得陌生，如今变化也不大。地铁里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群，其中有许多年轻的德国士兵，使她感到新奇，也使她厌烦。但巴黎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可供代步，除非你骑自行车，乘坐破旧的马车或那种怪模怪样的象人力车似的用脚踏车拖动的出租车。图书馆的工作很简单，她办事的速度以及敏锐的理解力无不使伯爵夫人对她倾倒。

    这位不可思议的老妇人给娜塔丽带来各种不同的感受。她在学术方面的谈吐很有见地，她讲的有关名人的奇闻轶事尖刻有趣，而且她又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不过她的政治见解和社会观点都使娜塔丽难以接受。她断言法国的战败理由有三：赫伯特。胡佛准许德国人延期偿还战争赔款，社会主义人民阵线削弱了法国的力量，以及英国人背信弃义在敦刻尔克弃甲逃遁。法国人被英国人以及法国自己那些愚不可及的政客引入歧途，终于对德发动攻击（娜塔丽感到吃惊，是不是她听错了）。即使是这样，如果法军那时听从他丈夫的劝告，把坦克部队集中起来，组成一些装甲师，而不是把它们分散部署在各个步兵单位之中，那么在比利时发动一次装甲部队的反击本来可以把冲向海滨的德国装甲部队切断，一举打赢这场战争。

    她从不花费心力去把她的各种观点和判断协调起来，或者说出一个所以然来。她只顾把它们象鞭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