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瑞士外交官到她家里访问，看看是否情况正常。这就足以使人安心了。巴黎似乎没有马赛那样可怕，人们看上去不那么胆战心惊。吃得也好一些，警察也比较文明。

    三个星期之后，埃伦被迁到疗养院，住进一间窗口对着花园的房间。他还衰弱、渴睡，几乎不能说话。他对这种优待似乎受之无愧。但娜塔丽心里感到纳问。把病人送到巴黎来这件事在她看来本无什么出奇。因为巴登一巴登的医生说过，那所美国医院有第一流的医务人员，她的叔父在那儿要比在法兰克福好一些。巴黎本身更使人感到愉快，这是巴登一巴登难以比拟的。不过，一层恐怖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她的心头，象一个小孩对于一间长年上锁的房间的神秘感到恐怖一样。这是一种对不可知的事物的恐怖。在这个处于德国人占领下的城市里，她叔父所受到的优待和她自己享有的自由使她心神不定，她认为这是个难解之谜，而不是他们时运特别好。当谜底终于在美国图书馆里揭开的时候，她感到的与其说是惊奇，倒不如说是打开了一间上锁的黑暗房间时那种恐怖。

    伯爵夫人从外面一间办公室里喊道：“娜塔丽，我们来了一位客人。是你的老朋友。”

    她正在后边房间里，蹲在书堆中填写书目。她用手掠一下披在脸上的头发，匆忙走进办公室。站在办公室里的是韦尔纳。贝克，他一边喀嚓一声立正，一边鞠躬，眯起眼睛露出友好的笑容。

    “德国大使馆的公使，”伯爵夫人说，“为什么你没有告诉过我你认得韦尔纳？”

    自从离开锡耶纳以后，她从没穿过夜礼服。在锡耶纳，尽管她那时还受到意大利人的临时软禁，她有几次晚间外出时还穿过一套褪色的长礼服。而今，她只有手提箱所带的几身出门旅行的服装穿来穿去。那天晚上，在娜塔丽深受震惊的精神状态中，穿上伯爵夫人为她弄到的灰姑娘的华丽服饰，似乎是对现实的一种怪诞的嘲弄，象是被执行绞刑前显示其女性美的最后一次阴森可怕的机会。这套衣服很合身；伯爵夫人那个表妹的身材正好和她一样。娜塔丽在把平滑的、珠母似的丝袜拉上她的双腿，一直拉到大腿上的吊袜带的时候，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涌上心头。在今天，即使是一个富有的巴黎妇女，她从哪儿可以弄到这样的丝袜呢？如果穿上这样的一身打扮在太平岁月里和拜伦出去欢度一个良宵而不是现在这样面临一场使人寒心的恶梦，那将是什么样的滋味呢？

    为了配上那套时新的灰丝礼服，她在搽脂粉的时候真是费尽心机。但她只有一些起码的、因为久已不用而干裂的化妆品：一罐胭脂、一支唇膏、一段画眉笔的笔头以及一些睫毛油。路易斯睁大了好奇的眼睛望着在化妆的母亲，好象她在点火自焚一样不可思议。她还在涂脂抹粉的时候，那个头发灰白的照看小孩的女人探头进来说：“夫人，您那位先生来了，他在楼下坐在汽车里——呀，夫人，您漂亮极了！”

    除了接受贝克的令人胆战心惊的邀请之外，别无选择。即使有其他办法，她也没胆量去试一试。那天，在他离开图书馆时，伯爵夫人幽默地评论道：“嘿，德国公使，还有《费加罗的婚礼》！真不错。”娜塔丽脱口而出：“可是他怎能这样？除了我是个敌侨以外，他也知道我是犹太人。”

    伯爵夫人噘起薄薄的、老得起皱纹的嘴唇——她们以前从未谈过这个问题——笑嘻嘻地回答说：“亲爱的，德国人喜欢怎样干就怎样干嘛，他们是征服者。问题是，你穿什么？”

    至于娜塔丽和贝克的关系，她问也没问。也没一句带刺的话。她只是兴致勃勃地着手为一个准备在巴黎上流社会度过一个夜晚的女伴配备衣饰。伯爵夫人的表妹是个皮肤黝黑的年轻女人，她看到伯爵夫人带了这个美国姑娘突然出现在她的寓所时感到迷惑不解。她话不多说，也看不出是否高兴，只是温顺地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