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都捞不到，那到了年下的日子就难过了。一年三节结帐，端午节和中秋，都还有托词：“得了考差，马上就给”，一交腊月什么考试都过了，那里还有当考官的差使？

    于是只好找同年、找同乡告帮。

    御史的情形也是一样，但“都老爷”三个字，在京城里很有些用处，起码煤铺、油盐店的掌柜，跟“都老爷”去要帐，不敢象对穷翰林那么不客气。因为逼得他恼羞成了怒，喝一声：“来啊！拿我的片子，把这个混帐东西送到兵马司去严办！”就真要倒霉。京师九城都有兵马司，专管捕治盗贼，送到那里，被打一顿屁股，是司空见惯的事。

    当然，御史有正有邪。正派的御史，忧心天下，硁硁自守，不要说穷，死也不怕，那种风骨，就是帝后也不能不敬惮。走邪路的御史就不同了，一种是只要给钱，唯命所从，于是有人便利用此辈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其名称为“买参”。一种是哗众取宠，别有用心——在这“大功告成”的同治三年年底，便正有些人，想找这样的御史，掀起一场政海中的大波澜，来打击恭王和曾国藩。

    这些人便是八旗的将领。旗人对于恭王的不满由来已久。肃顺看不起旗人，所以他们支持恭王，清除肃顺，不想恭王执政，依旧走的是肃顺的路子，倚任曾国藩，有过之无不及。加以八旗兵丁的粮饷，一直是打折扣发放，金陵未下，犹有可说，如今，在上者加官晋爵，而旗民的生计，困苦依旧，这就越发使得他们愤愤不平了。

    有些人认为湘军的势力太大，已到了“动摇国本”的危险程度，这是一批足迹未出京畿，只向往着他们祖宗进关时的威风的人的想法。而这个想法，在头脑比较清楚的人看，恰好用来作为抑制汉人的一个有力的理由。他们并不以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等人的事功，旗人办不到，他们也不以为官文的封伯爵是傥来的富贵，反觉得只有一个旗人封爵，是不公平而大失面子的事。于是反对恭王和曾国藩的暗流就在这半年之中逐渐形成了。其中有些出于妒嫉，想去之而后快，有些为了实际的利益，更明确地体认到，唯有去掉恭王和曾国藩，他们才有掌握政权和军权的机会。

    这股倒恭王的暗流，渐渐又汇合了蒙古人的反对势力。四年前，恭王与肃顺争权，蒙古人的倾向，有举足轻重之势，肃顺既诛，恭王为了稳定朝局，特别拉拢蒙古人，倭仁内召，入阁拜相，对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优礼有加。一向讲道学的倭仁，十分守旧，对于兼领总理通商衙门，经常与洋人打交道的恭王，原有成见，僧王的国戚，本来支持恭王，但最近的态度也改变了。蒙古人中一文一武的两个领袖，至此都站在恭王的对方。

    僧格林沁的不满恭王，起于这年十月间的一道上谕，以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兵赴安徽、湖北边境上，剿治捻匪。僧格林沁透过在京蒙古籍大臣和他的儿子伯彦讷谟祜的关系，表示反对，他认为剿治捻匪，已有一王一伯——大学士湖广总督果威伯官文，再加上一个侯爵来会办军务，岂不是把捻匪看得太重？这样为匪张目，有害无益。恭王总算“从善如流”，很快地撤消了原来的命令，但是，僧格林沁的自尊心，已经受了很大的损伤。

    僧格林沁以他的骠悍的蒙古马队为主力，转战千里，自负骁勇，素来看不起湘军，而且对黄河以南的汉人，怀着莫名其妙的敌意。金陵既下，曾国藩勋名盖世，他心里已经很不舒服，而以七、八月间河南光山一战的偶尔失利，朝命曾国藩移师会剿，在他看是恭王有意灭他的威风。于是别有用心的一批人，也就正好利用他的愤懑，从中挑拨。挑拨的花样极多，甚至已死的多隆阿，被诛的胜保，也被利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