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本仁凑过去，悄然问道：“是澂贝勒不是？”

    “不是！是他倒又不要紧了。”

    “那么……？”张本仁异常吃力地说：“莫非……？”

    两个半句，可以想见他猜想的是谁？李德立很缓慢地点了点头。

    “有这回事？”张本仁大摇其头，“敢情是你看错了吧？”

    “我没有看错。除非你说得不对。”李德立又现悔色，“我错了！当时我该举荐你去看就好了。”

    “得！”张本仁一躬到地，“李大爷，咱们话可说在前头，你要举荐我，可得给我担待。”

    李德立不解，翻着眼问：“怎么个担待？”

    “这是个治不好的病！实话直说，还得掉脑袋，你不给担待怎么行？”

    “我知道，你说，要我怎么给你担待？”

    “仍旧是你主治，我帮着你看，该怎么治，我出主意，你拿主意。”

    李德立不响，过了好久才问：“那要到什么时候才又会发作？”

    “这可不一定，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也许一辈子不发。”

    “谢天谢地，但愿就此消了下去，一辈子别发吧！”

    “就算一辈子不发，将来生的皇子，也会有胎毒。”

    张本仁黯然叹息，“我看大清朝的气数快到了。”

    李德立没有那样深远的忧虑，只在考虑眼前，这个自古所无的“帝王之疾”，要不要禀报，如果要，应该跟谁去说？

    一个人坐困愁城，怎么得了？李德立想来想去，必须找一个人商议，这个人自然应该是庄守和。太医院院使悬缺，庄守和是右院判，李德立是左院判，平日他大权独揽，很少理庄守和，兹事体大，不能不让他知道，也不能不让他出个主意，将来好分担责任。

    “只好装糊涂。”庄守和要言不烦地说，“这件事是天大的忌讳，病家要讳疾，医家也要讳疾。”

    “这话固然不错，就怕将来闹出来，上头会责备，何不早说？”

    “早说也无用，是个医不好的毛病。”庄守和又说，“而且也决计不会闹出来！万乘之尊的天子，怎么能生这种病？”

    李德立通前彻后地考虑了利害关系，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对！装糊涂。”

    于是皇帝的病，就此被隐没下来。他本人亦不觉得有何不适，每日照常办事，召见军机第一件事就是垂询对日交涉。交涉几乎破裂，大久保利通提出了“限期五日答复”的最后通牒，恭王不理他，便又自动延长三日。三日一到，正值重阳，大久保又到总理衙门，与恭王作第五次会谈，要求赔偿兵费二百万两银子，恭王坚持不谈“兵费”二字。大久保利通便改口要求“被难人”的抚恤。至此地步，便只是谈钱数了。

    到了九月十四，谈判决裂，大久保利通告诉英国公使馆，说是决定两天以后离京。于是英国公使威妥玛，再一次出面调停，百般恫吓，将病骨支离的文祥，累得头昏眼花，答应给五十万两银子。这是天津教案，赔偿各国被难领事、教士的数目，不过算法不同，十万两银子是抚恤，四十万两银子作为收买日军自番社撤退后所遗下的房屋道路。并且在九月二十二日，签订了三条《中日北京台事专约》。大久保利通此行的最大收获，不在五十万两银子，而是“专约”之前的一段序言：“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妄为加害，日本国本意惟该番是问，遂遣兵往彼，向该生番等诘责”，被害的是从明朝洪武五年以来，就为中国藩属的琉球渔民，一下子变成了“日本国属民”，而恭王、文祥和李鸿章还被蒙在鼓里。

    就在签约的那天，神武门出了个乱子，一辆马车从神武门直闯进宫，拉车的马受了惊，失去控驭。守宫门的护军大惊失色，纷纷出动拦截，一直到景运门，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