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回不了了。”

    唐康见石越这神情，大为不解，不由道：“要战便战，又有何惧？如今大宋也不比五年前了。”

    石越看了他一眼：“和辽国打仗有什么好处？”

    “可以收复幽蓟，一雪前耻。”唐康想都不想，马上回道。

    “收复幽蓟又有何用？”石越的语气变得淡然，“收复幽蓟，无非是为了防御北面，换得境内和平，宋辽百年交好，境内也很和平。休说辽国如今兴盛，战事一起，胜败难料，便是侥幸得胜，也是兵连祸结，得不偿失。”

    唐康一时呆住了，这番言论，若是出自司马光之口，他一点也不会奇怪，但是竟然出自石越之口，却是大出他的意料。

    他怔了好一会儿，才想起出言反驳道：“但幽蓟在何人之手，和平之主动权便在谁人之手。况且于京师安全，也至关重要。”

    “如今京师墙坚炮利，大名、邯郸屯兵数万，城寨成群，又有火炮之利、黄河天险，汴京可说固若金汤。假以时日，国家财力更充裕时，我再说服朝廷，重修太原城，并在太行诸陉修筑要塞堡垒，屯以火炮、精兵，谁说和平之主动权便在他人之手？”

    石越不以为然的神情，与旧党如出一辙的论调，都让唐康一时难以接受——这与石越往常所说的，反差实在太大。但是这些话却不容易反驳。

    “宋辽交兵，大宋输了，后果不堪设想。便是赢了，也不见得有何好处。我们夺了幽蓟故地容易，若辽国就此崩溃，塞北群雄并起，他们互相征战之时还好，百十年间，待到草原统一，出来的必是雄主，到那时，依旧是国无宁日。这哪里比得上一个肯与我们相安无事的辽国？与其与那些蛮夷打交道，倒不如有一个辽国在北面，甚至当他们要平定蛮夷叛乱之时，我们还可以帮帮他们，做个顺水人情。你不是不知道‘唇亡齿寒’这四个字，如何却不想想，辽国虽是我大宋的劲敌，却也是我大宋的嘴唇？”

    “况且我还有许多事要做。”石越这时已不纯粹是在与唐康说话，而更似在发泄自己的情绪，“本朝司法制度，若论州一级以上，古今第一，无哪朝哪代都不可以相提并论。然县一级，却是弊政丛生，连汉唐亦不如。朝廷刚刚喘过气来，我与司马君实、王介甫、范尧夫商量了几年，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用五至十年之工夫，来解决此事——北事一起，一切皆是空谈。待到战事结束，更不知是何等局面……”

    事实上，石越想做的事情远远不止于此。他前一天才与范纯仁讨论了再一次改革御史台，以加强惩治贪鄙的办法；他还和王安石商量了进一步扶持海外诸侯的方案；他甚至还满怀信心地相信有办法推动地方士绅对县一级政务的监督与参与；他还需要国库有更多的钱来扩大政府的公共服务——比如扩大各个县医学的规模，保证医学的医官们好歹都读过几句《素问》、《难经》……

    总之，要做的事太多。而且，都比什么收复燕云要重要得多。

    但一旦开战，这些事要么拖延，甚至就可能永远没机会做了。

    此时的石越，已经淡忘了当年自己也曾如唐康一样，他也曾经是以收复燕云为目标的！

    二十多年来，他游离于新旧两党之间，甚至有了所谓的“石党”，他改变着司马光、王安石们，同时，在不知不觉间，他也受到他们的影响改变。至少，在战略收缩、专心内政这件事上，他原本只是策略性的妥协，但是现在，他已经是真心诚意的支持。

    对辽国的妥协，在表面上，他与司马光的保守保持距离，但是石越自己心里清楚，这不过是一种姿态，一种有利于他缓和与反对者之间关系的姿态！而在事实上，如果他坚决反对，以他今日的地位，司马光又如何能独断专行？

    他心里根本就是站在司马光一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