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汪洋接着说道：“大家别着急，等我说完，你们就明白了。这是几天前的事情。那天，是李凡副书记把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和我谈了一件事。那是一件关系到我们报社的生存和发展的大事。他向我建议，让我们把坐落在上海路商业街上的一栋高38层的大楼买下来，作为我们报社的办公大楼……”

    汪洋说到这里，下面就议论开了。

    那些议论的声音已经把汪洋的话淹没了，汪洋提高了嗓门说道：“大家先别急，听我说明白，你们再表态。今天就是需要大家说话的。那天，我当时就表示根本就不可能，我还把我们报社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说了一遍，我也把我们每年的收支账目粗略地和他算了一下。李书记说，可以考虑贷款，可我还是拒绝了。回来后，根本就没和大家提起这件事。今天一上班，李书记的秘书就打来电话，说是李书记要让给他个回话。上午，我就让李杨通知大家召开了这次编委会，大家表个态吧。”

    这时，有个人没有听明白汪洋开头时说到的话，便问道：“书记说的那栋大楼是在哪？”

    还没有等他的话说完，就又有人接上了话：“管他在哪儿的，连问都没必要问，根据我们目前状况，根本就不可能考虑这种事情。他市里要是真的关心我们，那就帮我们贷点儿款，这才是当务之急，何必让我们那么为难呢？”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着，汪洋让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都表了态，最后，大家一致意见，根本就不可能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考虑这个问题。会议很快结束了，汪洋叮嘱李杨，让编委会秘书起草个报告，以编委会的名义交给李凡副书记。

    汪洋当然明白，大家的意见还是对的，因为他们对这个单位的经营情况是了解的。他知道，这个报告交上去后，李凡如果真是出于公心也就会理解了，如果不是，那将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可眼下这样做，算是上策，因为只有以班子的名义形成否定意见，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当然，李凡如果想怎么样的话，依然是可以怪罪他这个班长的，那也只好听天由命了。但不管怎样，实事求是地讲，这件事是没有办法操作的，至少眼下是无法操作的，如果真的操作了，那将把报社拖进一个无法摆脱的深渊，或许有搬进办公大楼的那一天，也就有不得以搬出办公大楼的一日。

    汪洋像是办了件大事那样，心里少了一桩心事，他把自己今天来到单位后根本就没有想过的会出现的这件事，算是果断地做了处理。而此时，他才想到应该把昨天晚上没怎么睡觉所想到的最多的那件有关个人的事办一下。汪洋拿起电话，打到了印刷厂。接电话的人是王有为。汪洋告诉他让他找修婷接电话。王有为告诉汪洋，说是修婷还是上夜班，还没有到单位。汪洋拨打了修婷的手机，手机是关着的。汪洋又一次把电话打到印刷厂，他告诉王有为，让他转告修婷，给自己打个电话。

    还不到下班的时间，汪洋提前离开了报社去了医院。

    晚上八点多钟，汪洋接到修婷打给他的电话。他一边接听一边走出了病房，来到了走廊上。

    “汪总，听说你找过我？”修婷在电话那边说道。

    “我是找过你，在电话里说不是太方便，可我还是想问你，那天晚上我们在印刷厂门口吃饭的事，除了你我之外，还有谁知道？”汪洋直截了当地问道。

    “怎么了？汪总，有什么事吗？”

    “倒是没有什么大事，我想，你不可能和别人说过我们在一起吃饭的事吧？”

    “没有，我说那事干什么。那天，我回到印刷厂后，听说宋雅欣来找过我，我不在。她也就没有再来找我。我当时想给她打电话，又怕影响了她休息，也就没打。我想她肯定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如果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