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命，就得留下个认记；日后也好教人知道：你们这些吃着军粮、揣着军饷的，都曾经是“走之辈儿”的人物！”

    这一番近乎羞辱的言语几乎就是家父对那一次渡海之行最后的记忆了。他在计算机键盘上又使劲敲打了几下，屛幕上跳出“张逵”两个字样。他颤着指尖摸触两下那个名字，苦苦一笑，道：“到基隆上了岸，人家海关上一眼就看出我这“走之辈儿”的来历，还故意问了句：“你是济南人，有济南的出生纸没有？”我说没有。关上的说：“那就算你是个青岛人了罢——总然是打从青岛走的人嘛！”好了！咱们家从此以后子孙万代都成青岛人了。”“这也没什么，青岛人、济南人，有什么分别？”

    “在当时是有的。”家父又按了不知什么键，祇见那“张逵”二字忽地变成了“张启京”，随即又变成了“张逵”，如此反复不已，犹如一种百无聊赖的把戏。家父于此际朝我扶了扶眼镜，道：“这就好比当年里的人物脸上刺了金印，从此成了罪犯、囚徒，永无翻身的一日了。”

    家父始终没有告诉我：顶着个“走之辈儿”的名字、改变了原籍、从此与前半生所经历和梦想的一切永诀——这，是一种多么奇特难堪的感受。我猜想他从未有一时一刻觉得安然，恐怕也正因为整趟匆促成行的渡海之旅过于轻率、且导致了令他意想不到的人生转捩，其间迷雾疑云，委实难以拨视，他也才会在基隆、台中、台北之间流浪了将近四年以后打定主意，重新回到那个充满无解之谜的折返点上一探究竟。

    那是民国四十二年秋天，家父、家母暂时寄居在台北县竹林市一位王姓的山东籍国大代表的家中，正愁闷无绪，忽然有访客自台北市来，听口音是济宁州人士，照面接谈之下，家父祇觉那一张麻子脸似曾相识，那人却趋步上前紧紧握住家父的手，道：“久违了！张科长。”

    王代表随即为家父介绍了——原来此人正是与家父同舰来台的李绶武。三人一旦落座，李绶武反而和家父热络地攀谈起来，闻知家父赋闲无事，便说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有个抄写员的空缺，可以先去占了，再循公务人员考试途径取得资格；日后叙薪升等，都有制度可依。王代表听了，也在一旁劝说，直称家父年富力强，学养亦佳，该替国家社会多尽些心。家父这才猜出：李绶武并非突然造访，恐怕还是王代表居间安排，才有此一晤的。未料这一晤，三个人谈得十分投契，同吃了晚饭还不尽兴，又一径围坐闲聊，直到夜半。这一席长谈，家父才对渡海之行的首尾有了些轮廓的了解。

    原来早在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十号，共产党华东野战军的九个纵队打下了国军除州剿匪总司令部指挥中心——陈官庄；生擒副总司令杜聿明。兵团司令邱清泉则飮弹自戕，徐蚌会战结束。“老头子”情知华中地区再无可恃之地，而华北平津一带又已于前月失陷。万里江山，寖失其半；眼下若非向海外觅一栖枝，便祇能依恃长江天险、勉为抵拒。为了保存经济实力，“老头子”遂下令其子人称“太子爷”者——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二人共同负责，将央行所贮存的黄金、白银全数移运至台湾、厦门两地。

    不料到了一月底，国府最高当局又下了道密令，说是上海方面也有一批黄金必须紧急交运到厦门。此事外间无有与闻者，却是由国防部保密局的毛庆祥直接指挥。毛庆祥原本是“老头子”的贴身机要——此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把揽下了这个任务，还以为可以大大的表现一番。及至细细将密令读了，才知道贮存在上海的黄金有二十万之多；贮存的地方叫黄泥塘，位于苏州河北岸。

    毛庆祥亲自跑了一趟黄泥塘，祇找着一间长宽各约八尺有余的破板屋，门上贴着“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的封条。从门缝往里望进去，但见萧然四壁、其内竟空空如也。

    好在这“新社会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