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城堡。这一问题，似乎军事法庭庭长认为不该回答，而可以肯定，在上面的严格命令下，看守也不敢多说什么。

    送来的晚餐，犯人们几乎没动。他们利用这一天所余的时间来谈论各种事情，希望有一天流产的运动能够复兴。接下来，有好些次，他们的话题转到这次变故。

    “现在我们知道了，”扎特马尔说，“为什么我们会被捕，警察又是如何通过查获密码信而全情尽知……”

    “是的，这没问题，拉蒂斯拉，”伯爵回答，“而这密码信，是我们最后收到的几封信中的一封，到底先落入谁手？又是谁弄的复写？”

    “而尽管有了复写件，”巴托里补充说，“没有密码方格纸板，又怎能破译呢？”

    “因此一定有人从我们这儿偷走了密码方格，哪怕只是片刻功夫……”桑道夫说。

    “被偷！……又是谁干的呢？”扎特马尔问，“我们被捕的那天，它还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警察就是从那儿把它搜出来的呀！”

    确实无法解释，密码信还拴在信鸽的脖子上的就被挡获了，在收信人接到之前就有人复制了，从而收信人的住所被发现，这一切或许，也应该承认是可能的。但如果不利用密码方格纸板，而能译出密码信，就不可思议了。

    “然而，”桑道夫又说，“这封密码信却被人破译了，我们可以肯定，这只有利用密码方格才能办到！就是这封密码信，向警察泄露了行动的踪迹，也是以此信为依据，定了所有罪状！”

    “无所谓，反正豁出去了！”巴托里答道。

    “恰恰相反，至关重要，”伯爵叫道，“很可能我们被出卖了！有个叛徒，尚不为所知……”

    桑道夫住了口，萨卡尼的名字跃入脑海中，但是他又排斥了这一念头，抛得远远的，甚至不愿向他的同伴提起。

    桑道夫伯爵和他的两个朋友继续这么谈论着事件中无法解释的一切，直到夜深。

    第二天，看守的到来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这是他们临刑的头一天清晨。枪决将于二十四小时之后执行。

    巴托里问看守是否能允许他再见见自己的家人。

    看守回答，对此他没接到任何指示。既然此案直至宣判之日都是秘密审理，既然作为监狱的城堡名字，都尚未公布，政府不可能同意施与犯人们这最后的安慰。

    “起码，我们还可以写信，收信人能收到吗？”桑道夫问。

    “我去拿纸、笔、墨水，供你们使用，”看守回答，“我只能允诺将你们的信送呈总督。”

    “谢谢您，我的朋友，”伯爵说，“您已倾力而为了！感于您的惠行……”

    “谢谢就足够了，先生们。”看守显然很激动。

    这个正直的人很快拿来了书写用品。犯人们用白天的一部分时间来安排后事。桑道夫伯爵将慈父的爱心，化作千叮万嘱，寄予他即将成为孤儿的小女儿；巴托里在最后的诀别中，明证了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爱，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情；扎特马尔则尽情抒发对自己的最后一位朋友——老仆人的真挚情感。

    然而，这一天，尽管他们专心致志地书写家信，心情却难以平静。多少次侧耳倾听，期望亲人的脚步声远远响起，穿过主塔楼的走廊；多少次抬首凝眸，像是看见牢门就要敞开，去最后一次拥抱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儿女！这是一种慰藉。可事实上，这道无情的命令，剥夺了他们与亲人诀别的可能，也避免了那令人肝肠寸断的生死离别，反倒更好一点儿。

    门没有开。无疑，巴托里夫人和她的儿子，替伯爵抚育小女儿的郎代克，他们都不知道犯人们被捕后关在何处，甚至连鲍立克被禁于特里埃斯特监狱也不知晓。可以肯定，起义领袖被定了什么罪他们一无所知。因此，临刑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