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并不承认它。我几次去地球，买票的时候都得特意兑换政府券。不过我带过去的却都是新加坡券，因为政府券在地球上几乎一文不值，新加坡券在价值上打的折扣却很小。不管算不算钱，新加坡银行发行的纸币一直得到正直的中国银行家们的支持，不会因为政府行为贬值。１００新加坡券相当于３１．１克黄金（旧制金衡盎司），只要愿意，你就可以拿它在当地事务所兑换等值的黄金——他们那里确实储备有黄金，是从澳大利亚运来的。不用说，你也可以直接购买商品：非罐装水、各种等级的钢材、电厂专用的重水，以及其他各种东西。这些东西当然也可以用政府券购买，不过价格会不断上涨。我不是财政理论学家，每次迈克向我解释，我就头大如斗。我只知道我们喜欢接受这种不是钱的钱，而政府券，大家只是勉强接受而已，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憎恶政府。

    新加坡早应该成为我们党的战斗据点，但它还不是。于是大家决定让我去那里一次，冒冒险，跟那儿的人面对面交流。一部分人肯定会因此知道我的身份，像我这种只有一条胳膊的人，想乔装打扮一番，让谁都认不出来，这种可能性不大。风险很大，一旦我出事，危害的不仅是我自己，还会祸及怀娥、姆姆、西迪丽斯以及格列格。可是，革命怎么可能没有危险？

    到了那里才发现克莱顿同志原来是个年轻的日本人——不算很年轻，不过日本人都这样，一直挺年轻，到一定时候突然就老了。他并不是纯正的日本人，有马来西亚以及其他一些血统，不过他有一个日本名字，家中的生活也沿袭日本人的传统。他重人情讲义气。我很幸运，因为他欠怀娥很多情。

    克莱顿的祖先并不是犯人，他们是在他们政府枪口的威胁下“自愿”上船来到这里的。我没有因此对克莱顿产生任何偏见，他跟那些老囚犯们一样，对监守长官充满了仇恨。

    与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茶室——相当于月城的酒吧。我们聊了足足两个小时，除了政治话题，什么都聊。他认准可以交我这个朋友，于是把我带回了家。日本人非常热情。我惟一不满的是高及下巴的洗澡水，太烫人了。

    到头来，我没有遇到任何危险。美容院老板娘的化妆技术和西迪丽斯一样高明。那条社交手臂原本就很逼真，和服又恰好掩盖了它的接缝。

    两天之内，我以“博克同志”的身份会见了四个小组，每次都乔装打扮：穿上和服、日式短袜，即使有奸细混在其中，也不会认出我是曼尼尔· 奥凯利。我向大家通报了许多重要情况。

    几天来，我们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六年以后，即２０８２年的饥荒。

    “你们是幸运的，不会那么快遭受灾难。但是现在新的管铁已经造好，你们会看到这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打小麦和大米的主意。他们会把粮食运上弹射舱的。到那时，你们的灾难也解降临了。”

    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我看到听到的情况来看，这里的旧组织就像个教会，全靠夸张的演讲、煽情的音乐和现场情绪影响其成员。而我只说：“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数据在这儿，该怎么办你们自己决定！”

    我还单独约见了一位同志，他是位中国工程师。任何东西，他只要仔细地看一下就能知道该怎么造。我问他见没见过一种大小同

    步枪差不多、方便携带的激光枪。他说没见过。我又提到了近些日子的护照制度，这种制度很不利于走私。他若有所思地说，要搞点珠宝什么的应该不难——下礼拜他会去月城看望他的表弟。我对他说，听到他的消息亚当叔叔会很高兴的。

    总而言之，这趟旅行收获很大。

    回来的路上，我在新利恩停了一会儿，检查一台名叫“领班”的打孔式计算机。这台机器前不久我才查过。随后便去吃午饭，却碰巧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