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真正的快速度——时速充其量为三十公里。于是我明白了，我来不及。哪怕我扔下勤劳的摩托，钻进最近的地铁站——从“大学”站到莫大主楼反正很远。当然可以愚弄一下下一位车手，但是谁能保证我们能摆脱早上的塞车呢？我隐隐约约地记得，在莫斯科大学区街道宽敞一些，但是我还是不确信。如果继续坐“本田”——我实际上就保留了到达目的地点的机动性。但从另一方面讲，我只能大概想象应该怎么走。我毕竟不是莫斯科人。寄希望于至今还没拒绝过我的内在的帮手？当然可以。但是万一它也恰恰在玩我呢？在这责任重大的时刻？一般事情总是这样发生的。

    我听从了自我。充满了排出的废气的寒风抽打在脸上。莫斯科呼吸的是碳酸废气……

    我那忠实的帮手，看样子是睡着了。

    我穿过了花园环行道和地铁的“文化公园”站，但是当“伏龙芝”站的建筑耸立在我眼前时，我决定下到地下。时间这样要求。

    我还没来得及走到地铁站前的楼梯，摩托就被偷走了。摩托发出短促的哼哼声，发动机被发动起来——有人迅速地把那辆勤劳的不停地转动的日本机械，赶到一旁匆匆忙忙时隐时现地不知钻到旁边的哪些小巷去了。唉，人啊——人啊……光明使者关心你们，保护你们，爱惜你们，可你们曾经是当牛做马的货色，现在仍然是当牛做马的货色。没有良心和同情心的野兽。互相排挤，偷窃，出卖，填饱肚子——管他别处发生什么。恶心到何种程度……

    我简直就是跨过旋转栅门——在黄昏界中，看不见的影子跨了过去。没时间买卡、再把它塞到磁卡机里。没关系的，国家不会因此贫困潦倒。

    升降梯我也是滑下去的，没有走出黄昏界。我跳到徐徐爬行的扶手转动带上猛冲下去，勉强来得及重新放下双腿，站在灰色果子羹似的黏状物里。列车正好准备离开站台。当我在考虑，它是否开往我要去的方向时，车厢门已经关了。哼，没关系，这对我不是障碍。但是去中心丝毫没让我高兴起来。

    我透过黄昏界，直接穿过车门，轻轻挤开惊讶万分的乘客，我像从天而降。

    “哎哟。”有人说。

    “请问，这是莫斯科吗？”我不知为什么胡说了一句。大概是由于公马的顽皮吧。

    没有人回答我。哼，没什么。然而周围空间马上多了很多。我抓住扶手，闭上眼睛。

    “体育”站。封闭的“麻雀山”站——列车勉强爬行着，安装得不严实的金属挡板间时不时闪过电灯光，即将来临的微弱的晨光投射进来。黎明已经降临了……

    终于到“大学”站了。升降梯特别长，特别挤。又得等。完了，我肯定是迟到了。

    外面几乎天亮。我彻底明白自己来不及赶到会议开始了，我突然完全平静下来，不再匆忙赶路。完全平静。我从口袋里掏出耳机，打开放着安东·戈罗杰茨基的碟片的随身听，走过去打车。

    “时间到，”宗教法庭法官轻声地宣布，“所有没有及时赶到的人稍后将受到和约的严惩。”

    到场的人全体起立。有黑暗使者，有光明使者，有巡查队工作人员，有法官，有格谢尔，有大家都认为他好像不在莫斯科的扎武隆。有宗教法庭法官马克西姆，有两位穿着法庭宽大长衫的宗教法庭法官观察员。这就是所有在莫斯科大学主楼塔楼集合的人，五角形状的小小房间，以及被看不见的黄昏界层罩住的地球学博物馆，它供不常召开的宗教法庭开庭会议使用。在战后的年代黄昏界处所建得相当多——这比长期干涉不该干涉的事情的安全部门和民警部门的花费要便宜得多。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日出的火红色光芒从东方地平线上徐徐升起，从让·米歇尔·雅尔的莫斯科八百五十周年纪念音乐会那一刻起，一直飞舞在莫斯科大学大楼上